【转帖FT】从中国富人的豪宅谈起

raysonpak

从中国富人的豪宅谈起

我这次回中国探亲一个月，生了一场大病，先是感冒，接着高烧，最后是上吐下泻，光是卧床不起、昼夜昏睡就有三天。大概因为我在西方生活太久了，久到了对中国的病菌完全丧失免疫力、不堪一击的地步。

回到英国后，《金融时报》中文网的同事们对我这次“发烧之旅”少不了一番安慰，安慰之余，又逼着我讲一讲生病之前的见闻。

说实话，我这次探亲，除了大病一场之外，其它时间也乏善可陈。我严格遵守中国大使馆钉在我探亲签证旁的那张小条的要求，未在中国从事任何采访活动，整整一个月，除了生病占去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我只好靠走亲访友、吃吃喝喝打发时光了。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套用一下托翁的句式，我这一个月的生活大概可以这么概括：吃喝的宴席都是相似的，访友的遭遇却各有千秋。

具体来说，尽管不同的宴席有简朴、奢华之分，但赴宴者都大同小异地互相寒暄着、言不由衷地互相恭维着、假戏真做地互相敬酒着，你只有走进他们的私人住宅，你才能窥见他们的真实生活，你只有在他的私宅中与他单独交谈，你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

我在中国的朋友，大约分为穿开裆裤时的玩伴、求学时的同学和就业时的同事这几类，他们或者曾经蹲在同一起跑线上等待开跑的枪声，或者曾经在人生长跑的最初几圈并驾齐驱，但经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大潮的淘洗和社会巨变的颠簸，如今他们已经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虽然看上去有些人还在并肩小跑，但因人生颇为类似那种循环跑道的赛场，他们如今相互之间的差距，其实早已错着好几圈跑道呢。

我对《金融时报》中文网的同事们讲了我走访这些中国熟人私宅的不同遭遇，但其中几位年轻同事最感兴趣、也最感震撼的，却是我描述的几位已成富翁的朋友的豪宅——

“啊，他家还雇有剪草的园丁？！”

“什么，他家还有室内游泳池？！”

“光装修就花了一百多万？！”

“妈的，他们家地下室的乒乓球室，都比我在英国租的房间面积大！”

还有一位同事，以半是关心、半是玩笑的口气问我：“你这次回去是不是很受刺激？”

我也顺竿儿爬地说：“是啊，我看了前同事的豪宅，当晚就感冒了；看了前同学的豪宅，马上转为高烧；最后看了儿时玩伴的豪宅，又演变为上吐下泻！”

说到这儿，所有同事都是一副若有所悟的样子：“原来你是这样落下病根的！”

豪宅：老板们的自我奖励？

当然，我说的都是玩笑话。如果说我受过“刺激”，那还是上个世纪末，我离开中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之时。进入新世纪后，我几乎年年回中国，有时还一年多次，所以，“刺激”感的强烈程度逐渐减弱，如今都有些麻木了。

那些听完我的叙述颇感震撼的年轻同事就不同，虽然他们也常回中国，但他们的中国朋友大概因为都比较年轻，仍处于人生长跑的最初几圈，所以相互之间经济地位的分化还没有那么大。

其实，即使是我，因为朋友的圈子毕竟有限，在中国采访过的老板们，通常也不会把采访地点安排到自己家中，所以，我也没有见识过中国真正的大富豪的私宅。但仅从我去过的这些如今分属不同社会阶层的朋友的住宅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非常惊人。我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因此与中国的富人朋友们谈不上什么可攀比性，但我看了朋友的豪宅不会“落下病根”，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普通人看了朋友的豪宅不会“落下病根”。

例如，我这次回国发现，许多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因为相互之间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差别太大，彼此早已不来往了；即使是我这次参加的许多聚餐，也是因为借我的回来，许多熟人才找到一个互相聚会的理由，其实，他们之间久违的年头，甚至比我与他们重逢的间隔还长。

在中国，贫富分化是一个老生常谈、但仍然不断有人在谈的话题。在以前我的写作中，我也多次谈过这个话题，次数已经多到了我不愿意再谈、也似乎谈不出什么新意的地步。但FT中文网主编力奋听我描述了上述见闻之后，仍然鼓励我说：“挺有趣儿的。这是一个常新的话题，还是写点儿什么吧！”

于是，我又鼓起勇气，试图再从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咀嚼出点儿新意来。但写完中国之旅见闻之后，待我力图分析贫富分化利弊之时，我却写不下去了。我在家中小院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却仍然理不清我的思绪：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国家，能够避免贫富分化吗？如果不能避免，那多大的差距才是“合适”的差距？富人豪宅的存在，是一种激励？一个榜样？还是昔日朋友妒火中烧的“病根”？弱势群体仇富情结的目标？一个标榜市场经济的国家，是否应该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由，强制性地规定富人消费的上限？

说实话，在我的朋友中，能够住得上独栋小楼级的所谓“豪宅”的，均为老板，罕有高级打工者，更别说普通打工者了。所以，有人说，在中国，要想成为大富翁，就不能一辈子给人家打工。

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其视线往往有一个盲区：他们只看到了传媒聚光灯下的少数成功企业家，却没有看到那些人数更多的失败的企业家、勉强维生的企业家、挣一把快钱马上抽身的企业家、经受不了商业冒险所带来的身心折磨而卖掉生意重新打工的企业家……

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算计，承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压力、磨砺，经历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心潮起伏、彻夜难眠、投资失败、婚姻破裂以及“朝为人上人，暮作阶下囚”的噩梦……

我接触过不少前老板，他们都是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种风险、这种身心折磨，而终于决定“放下身段”、转而成为现雇员的。

一位开过公司的朋友，曾经对我如此描述他昔日的老板生涯：“有的时候，压力大得难以承受，我就想，挣钱是为了什么？如果挣钱就是为了账面上的抽象数字和身心上实实在在的折磨，那挣那么多抽象的钱，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在缺乏悠久深厚的慈善文化、也没有完善的捐款机制的中国，那些“放不下身段”、钱又多得烧手的老板们，为了给自己身心遭受的折磨找点儿“实实在在”的意义，为了把“抽象”的账面兑现成“具象”的奖励，只好购买豪宅、大宴宾客、挥金如土、包养情妇……

但我的这位朋友觉得，这些“具象”的奖励也补偿不了他身心遭受的折磨，后来他也“放下身段”，转而当了一个高级打工者。

很难设想，一个人人都不愿当老板、人人都想当高级打工者的社会，如何能够自我运转下去；也很难想象，一个只期望老板超生理负荷付出、超心理负荷冒险、却不允许老板获取超打工收入回报的社会，如何能够产生世界级的顶尖企业和一流企业家。

超常回报，是对超常付出、超常冒险的一种奖励，只要这种付出、这种冒险是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那么，多么超常的奖励都算合理。企业家以慈善捐款回馈社会，应该是一种额外的美德，而不应该是一种份内的义务。

而且，对急于扩大内需的中国经济来说，富人花钱消费、甚至挥金如土，也谈不上是一件坏事。当然，如果能够鼓励富人在必要的消费之外，能把更多的利润用于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经济的企业扩张之中，能把更多的余钱用于慈善捐款之上，那更是一件好事，但这种鼓励，不仅应该体现在道德要求、文化培育之中，更应该体现在税收奖励机制之中。

“要问中国人何时才不仇富？”

但是，在中国，笼统地谈论超常付出、超常冒险应该得到超常回报，就像笼统地指责中国人的“仇富心态”一样，重一点儿说，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轻一点儿说，至少是言不及义。

中国人气很高的网站“天涯社区”上有一副帖子，如此为“仇富”一词正名：“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民共识的今天，中国人并没有从整体上仇视富人，甚至许多富人还是大家的偶像，但对于那些不正当致富、为富不仁的富人的确没有好感。”

该帖这样询问：“要问中国人何时才不仇富？答案是等到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大多数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等到法制完善到非法致富比跳火坑还危险的时候；等到舆论强大到不道德致富者成为过街老鼠的时候；等到建立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秩序，穷人可以通过奋斗成为富人的时候；等到富人敢于曝光财富来源，敢于出自传，敢于争作民众偶像的时候；等到大多数富人乐善好施，以慈善回馈社会的时候；等到每个人要成为富人都需要付出同等代价的时候……”

同理，中国企业家们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险，也绝不应该是“超正当付出”或“超法律冒险”，只有在法律和正义范围之内的超常付出和超常冒险，才理应获得超常回报。

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道德说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完善那些规范致富渠道、规范致富手段的法律，即使难以在动机上消除老板“为富不仁”的冲动，也应该力争在实践中使老板“为富不仁”的行为变得代价更为高昂。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富人的豪宅，才会成为一种积极正面的激励，一个值得自豪的榜样。

rickyhu

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qqxq007

倒不在于为富不仁

而是发财的原罪。。。

当然很多人的仇富是一种典型的虐根性的表现

没故事的男孩

反正我没钱,也不仇富,因为有钱不见得就比我快乐~

KOF

中国的富豪和拉美国家的多数比较相似，有了钱，就是圈地，然后享受型。高兴的时候也可能丢比钱出来拽拽的装下慈善。

欧美的一些富豪想对来说比较有远见，多数是用圈来的钱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些象比尔盖茨这样钱多的实在没意思了的还会考虑如何理性的回馈社会。

这也许是财富来源不同，文化素质的不同吧，哎。。。

literal

总不能不鼓励消费吧  

kissgrass

确实，打工除了打工皇帝，否则民营企业很少买的起豪宅

wxybaggio

ding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