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克格勃全史

yogibear

克格勃全史 作者：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编译：王铭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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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的话  


　　 作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特殊组织机构——克格勃。无论它对一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它绝不仅仅是“令人不寒而栗”或“神秘”、“恐怖”的代名词，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鲜明地烙印着特定时代的一切特征。


　　当然，这样一部真实地记述克格勃内幕的书籍的问世，首先依赖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开放，当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人们，不再感到随时会有来自某种强大政治势力的监视、窃听或谋杀的危险时候，他们的身心和灵性会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重新找回只有在一个理智的国家，才能够看到，也才能够读到的个人尊严。


　　作者和译者都为这本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参照了西方许多图书馆的秘密资料和克格勃档案材料，使本书增加了许多详实的细节，这项工作是对一段特殊历史的整理，应该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后人了解俄罗斯历史，特别是克格勃历史必须阅读和研究的资料，也许，目前还不能够彻底地做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作者毕竞有其政治和个人的局限，有些观点和看法，我们也只能批判地客观地去理解，但至少，这初步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有趣的。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花时间阅读、研究、品味甚至收藏的书籍。


　　 本书史料，参照大量国外的秘密档案，由于编者受条件的限制，不能—一核实，难免有疏露之处，敬请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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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11月





绪 言  


　　每个作者迟早都会有预见之才，是的，这一天并不是远不可及。克里斯托弗·安德鲁这种才能的发挥是在1985年10月，也就是他那本《秘密机构——英国情报机关的建立》一书问世之后、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他逐渐地不再相信那种因苏联情报机关在剑桥大学（安德鲁恰在此校执教）招募间谍的轰动一时的传闻而引起的普遍看法，即两方的间谍常常会投靠敌方，而克格勃工作者个个都是对信仰和事业绝对忠诚的人。安德鲁认为，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工作人员，他曾为英美效力，在1962年加勒比危机中起了关键作用）所走的路并非只他一人涉足。据安德鲁家人讲，安德鲁曾在第一版《秘密机构》书中彻悟预言：“无庸置疑，其他的佩尼科夫斯基或人物没有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见报而已。”就在此书出版前的短短几天里，报刊上便出现了关于又一个来自克格勃的“佩尼科夫斯基”的报导，此人比佩尼科夫斯基更重要，他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俄罗斯叛逃是在1985年夏天，在其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站长之后几个月。身为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他是1974年开始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1986年夏、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秘密机构》之后便与安德鲁进行了联系。在此之后整整一年的交往中，两人对克格勃从初创时期的肃反委员会（成立于十月革命胜利一个半月后）一直到当今的活动持有极为相似的看法。


　　克格勃间谍狂热性的周期性发作，以及关于传说中的各种阴谋（真实的和虚构的）勾当及其思想——这些成了安德鲁研究的主要课题。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自己的生涯中经历了这些发作时期所有的玄妙事件。他的克格勃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是在80年代，那时克里姆林宫对其实并不存在的西方第一次核打击计划感到极其不安。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直接地参与了这个苏联情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行动，这次行动是由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联手进行的（这本身就够令人惊讶的）。此次行动的目的在于揭露西方国家的阴谋。行动进行的方式有些奇特，至少可以说是非同寻常。比如，注视英国血站贮量动态、运往屠宰场的牲畜数目以及玛格利特·撒切尔同英国女王的定期会面情况等。


　　研究克格勃在国外行动的最大障碍在于根本得不到它的对外情报机关，或采用官方说法，第一总局的材料，即便是近些年也是如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二十三年的克格勃生涯中接触了许多这类材料，这才使得我们能够填补这个领域中对其他作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缺漏。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德鲁便欣喜地得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很早就对克格勃的历史及其现状感兴趣了。1980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奉命编写第一总局的秘密历史和克格勃在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澳洲。亚洲地区的行动事记。着手工作后，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发现，翻阅这些文件对他来说要比写书有意思得多。当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使是在带有密级的、供内部参考的克格勃史中，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是不能妄加细述的。幸运的是在时过境迁，对于我们面前这本由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1987年开始撰写的书来说，上述局限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说，恐怕这本书对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说，比他们藏在保险柜里的秘史还要详实，信息量还要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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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虽为安德鲁所著，但它却是两位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其中的结论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探讨而得出的。本书参考了克格勒的秘密档案、两位作者在许许多多西方图书馆和档案室搜集的材料，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在第一总局和克格勒驻外情报站工作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起了很大作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1962-1963年学习了一年，此后的九年里他先后在“中心”，即克格勃在莫斯科的总部工作过（1963- 1965及1970-1972年）；在驻哥本哈根的情报站同那些“地下”人员，即化名的无外交豁免权的人工作过（1966-1970年）。而以后的十三年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驻哥本哈根的政治情报处（1973- 1978年）、“中心”（l978-1982年）以及伦敦等处任职。


　　戈尔季耶夫斯基观点变化的转折时刻是在1968年夏。就在这一年华沙条约组织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绽放的自由之花。同所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也苦于找不到一种方式，以便为捍卫民主而与一个善于巧妙地同自己的反对派斗争的政治体系进行斗争。在第二次被派往哥本哈根之前，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到，对于一个克格勒军官来说，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为西方效力。于是他开始进行联系，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他于1974年底开始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积极合作。


　　在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过程中，他想方设法去详细地了解第一总局的资料，甚至不惜挺而走险。在工作期间他和许多克格勃高级官员、高级外交官和党务工作人员交谈过。“真是不可思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只在这些高级人员的办公室里随便坐坐就能探知许多东西。一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几排电话，而电话的多少则表明它们的‘主人'地位的高低。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总局负责对欧行动的副局长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办公室的常客。只需十分钟的报告，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经常要在他办公室里坐上个把钟头。等着这位要人手里同时抓着好几个听筒处理每日的紧要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曾经提供过国际时事情报的最高层党内官员。在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三个月之前，就是在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他每天要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而其中大多数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就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也许以后他曾思索过命运的嘲弄——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中征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在合作之前就对来自剑桥大学的苏联间谍的历史很感兴趣。安德鲁执教的剑桥大学作为既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同时又为其主要对手——克格勃培养人才的基地，享有虽不体面、但却是无以伦比的荣耀。不管报刊杂志给人何种印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近水楼台，它招收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数还是比克格勃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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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风行一时的电影《杰出七君子》上映之后，几个剑桥毕业的克格勃的主要间谍便在“中心”得了“剑桥五杰”的绰号。他们的肖像和他们上司的照片一起为第一总局的纪念馆添光加彩。1963年1 月“剑桥五杰”之首金·菲尔比在莫斯科露面。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的升迁很感兴趣。


　　十年后（1973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买了一本帕特里克·西尔与莫林·麦克一肯维尔合著的《菲尔比：通向莫斯科的漫途》的人物传记，并通过他在“中心”的朋友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将书寄给了菲尔比。菲尔比读完后还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并在书的衬页上写道：


　　 亲爱的同行奥列格：

　　 书上所叙我事，请一概勿予相信！

　　 金·菲尔比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菲尔比的看法同克格勃在报刊上所极力描写的光辉形象大批径庭。1977年回莫斯科休假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听了菲尔比在“中心”的第一次公开演说，听众约三百人。他是用英语讲的，开头是这样做“今年非同寻常。我们不仅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六十周年，还要庆祝苏联足联成立五十周年。”听众的反映是两次哄笑，——先是懂英语的笑了，然后是其他人听了翻译以后笑了起来。在以此缓和了全场气氛之后，菲尔比开始含蓄却又尖锐地批评克格勃，因为克格勃对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的他漠不关心。“工作这些年，我到过好几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总部，可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拜见了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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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西方记者的偶然几次会面中，菲尔比有时也抱怨过克格勃对他的能力重视不够，但他从未真正倾吐过这种“疏忽”对他的刺伤是多么的深。相反。他想留给大家一个好印象——他在克格勃是大人物。有显赫的地位。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最后一次答记者问时，他向菲利普·奈特利证实了关于他到莫斯科之前已经是上校军衔的传闻。奈特利稍晚些时候曾问过他。后来有没有升到将军。菲尔比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严格说来，克格勃内没有军衔，但我有将军的权力。”菲尔比很清楚克格勃内是有军衔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叛逃前就是上校），而且那里也不乏将军。但最令菲尔比悲哀的是他至死也未能超越“间谍” 这一层次，虽然他应有尽有。1963年1月，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还满以为能在“中心”获得高官，但很快他就痛苦地认识到，西方的间谍，不管你多么劳苦功高，是永远也不会被授予克格勃军衔的。同菲尔比一样，他们最终也不过是间谍而已。因而直到1988年菲尔比去世。他的称号仍是他的化名——间谍汤姆。


　　克格勃永远不会绝对信任西方间谍的，这一点菲尔比明白得太晚了。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挚友盖伊·伯吉斯已经成了十足的酒鬼。对其怪僻的个人生活克格勃抱怨不已，而再早些时候则是英国外交部抱怨他。不管菲尔比如何恳求，在这个老朋友临终之前，他最终没能获准与其见上一面。伯吉斯死于1963年8月，他将自己的藏书、冬大衣、一些家俱和两千英镑留给了菲尔比。菲尔比本人即使前往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动身去古巴的时候，为断绝他通过机场过境厅逃跑的一切可能，他们特意安排他走水上航线。在莫斯科的头几年，菲尔比经历了没完没了的审问，要他详细描述他所交往过的英国情报机构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参加过的哪怕是间接的行动。对此他颇感失望，难以排解。但后来他学会了淡忘，因为上述一切成了家常便饭。除此之外，他们还让菲尔比帮助编写战后苏联在英国最出色的秘密情报人员科农·莫洛德（他就是戈登·朗斯代尔，1965年被派到西方工作）的回忆录，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宣传性回忆录做些准备。他的回忆录经“中心”考虑了很久之后，终于允许在1969年予以发表。为了对他肩章上缺几颗星表示慰藉、在1965年给他授予了列宁勋章、之后，又陆续奖给他了各种徽章和苏联特工机关发的奖品。正如他后来向奈特利夸耀的，这相当于被授予苏式骑士称号。“当然，骑士称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列宁勋章的档次是最高的”，菲尔比说。

Men-Loong

领教了~~~~

白狐狸

好复杂，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