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袁伟时：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 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浊流

袁伟时：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 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的必然性
　　记者:甲午战争110周年了，您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回顾这场战争，您认为有什么教训应该记取？
　　袁伟时:从1874年至1945年的71年间，中日有过三次半战争：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藉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湾遇害。那时台湾没设防，中国没有反抗，算是半次战争吧。第二次就是1894年（甲午）至1895年的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参与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为序幕，延绵至1937年“七七”爆发的八年抗战。
　　甲午战争之前，相对来讲，两国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那么大的转折，这跟两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够轻易忘掉。
　　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则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逐渐开展的，同时起步，结果迥异。是上帝偏爱日本人吗？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们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可以为所欲为。
　　第二，我们有科举制度，他们没有。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画地为牢，限制青少年的认知范围，并将知识意识形态化，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闭堡垒的基石，也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
　　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苦果。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用了将近3000万两，其中挪用了不少海军经费。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两。北洋海军哪里还有足够的经费？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火力更强。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
　　记者:有没有同治中兴呢？和明治维新相差是不是很远？
　　袁伟时:同治年间是1862年～1874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1868年剿平捻军;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同期间，云南等地的叛乱也平定了。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皇帝（1851～1861）统治时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称之为“中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这个年代没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可靠的基础。这个“中兴”实在不足为训。
　　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朝廷的运作影响很大。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统治者，其知识构成已经不足应付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争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比清帝国强多了。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讲，日本比中国早30年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上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上的失败。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双输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记者:甲午战争后，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袁伟时:不过，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甲午以后，这两个国家都输了。
　　中国固然没有因此发愤图强。甲午战争之后，接连发生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这样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灾难。国际法传进中国60年了，义和团事件中还是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260多人杀掉，有些还是儿童;围攻人家的使馆;再加上大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见到中国的教徒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教师就杀。另外铁路、电线以及其他沾点洋气的东西都毁掉;北京最繁荣的前门一带的4000多家商店都被烧掉。如此残忍和愚昧，却至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革命”，简直匪夷所思！
　　日本除了把台湾夺到手外，拿到中国2.3亿多万两的赔款。这等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拿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观了。但它拿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这就导致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甲午战争双方都是输家？
　　袁伟时:是的，双方都是输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中日两国的四次战争，是人类摆脱野蛮过程中一个令人痛心的记录。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ZF就蓄谋要向外扩张。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中一些错误措施的恶果。日本走上错误的道路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发展经济中没有把提高本国人民的收入、发展各个地方的经济放到突出地位。
　　那时日本人生活是穷困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城市乃至农村生活水平还很相近的。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互相来往很容易，不需办什么签证之类的手续。日本的穷人往往跑到中国来与中国下层民众争活路。在东北和不少大城市，日本人做小商小贩乃至卖淫的都很多。如果走以满足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道路，它还有很宽的发展余地。但它错误选择了向外扩张作为主要出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贸易为主要手段。
　　这是人类的野蛮史的一个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比如英国啦，还有德国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野蛮性才开始减退。全球化过程加速，开始出现世界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出现世界ZF的雏形。联合国，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毛病，实际上是一个地球管理委员会;经济上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还有国际法院。地球管理机构在慢慢形成。
　　其二，是明治维新过程中他们坚持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
　　所谓“和魂”就是神道:说日本是“神赐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别优越的。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辩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其《教学大旨》规定:“教学之要务在于阐明仁义忠孝，探求知识才艺。”而“道德之学则以孔学为主”。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别国，就是这些愚昧的价值观念的恶果。现代社会需要现代魂——现代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观念，如果价值观念不现代化，必然或迟或早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严重灾难。
　　其三，是政治体制中注入了很多专制的因素，没有完成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才被迫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员”;“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制君主。在国会之外，它还设立枢密院为天皇的顾问，举凡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颁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咨询这些元老的意见。国会分元老院和众议院，内阁也不完全对国会负责，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命于天皇。军部也可以干政，现役军人也可以担任内阁要职。加上特务、JC横行，公民自由成为一纸空文。
　　总的说来，在天皇统领下，元老、军阀、财阀在操纵日本政治，民主、自由被践踏，这样的国家走上歪路是必然的。　
　
　　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而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记者:东方国家要现代化，都很艰难。
　　袁伟时:对。应该把中日的这三次半战争，看成是人类摆脱野蛮所付的代价。要从这三次半战争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日本人应该反省，它确实自我反省精神很不够。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反思精神够不够呢？
　　很简单的事情就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谁要是讲日本的好话，这个人就是卖国贼。例如，2003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体买春。其实日本人嫖娼到处都是，什么时候都有。中国人到海外嫖娼的也很多。你说这是违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条例处理就是了，没有必要提高到两个国家的关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说“九一八”这天到中国嫖娼就是蓄意侮辱中国人，其他日子就不是。这种言论太可笑了。修高速铁路，有人建议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招来一片谩骂，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敌人吧，学他的科学技术有什么错？何况日本是与我们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的邻邦。
　　记者: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与日本还是有一段黄金时期的。比如像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同日本政治家的关系相当好，那时候日本似乎是中国的学习对象和好邻居。
　　袁伟时:情况比较复杂。义和团事件以后，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有一个留学日本的高潮，最多的时候有1万多中国留学生。这个时期还有一批日本学者和教师到中国帮助修改和制定法律，包括帮助中国改革司法制度啊，中国的民法、刑法都是在日本法律专家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外，帮助兴办各种学堂，很多新式学堂都请了日本教习，最多的时候约有五六百人。有个美国学者专门写了一部书称这十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
　　中国的改革先驱有两个想法:一是认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另一是认为两国同文同祖。国际关系中，讲的不是种族文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孙中山和日本人都讲同是东亚和黄种人之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种族和地缘的假象。相对来讲，那个时候是两国相处比较好的时期。
　　另外一方面也有被打败和被掠夺的深仇大恨，不少看见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后写的感怀诗都表达了这种情绪。这两方面同时存在。
　　记者:难道那个时候日本ZF的思路跟以后日本ZF的思路就有很大变化吗？
　　袁伟时:到《二十一条》出来。这个好邻居时代就彻底结束了。
　　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新政，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进。这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较大推进的时期。从19世纪一直到义和团运动，那时候中国的一年财政收入大概有6000万两到8000万两。到了辛亥革命前，达到3亿两，这个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另外有几个大动作，一个是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蓝本的。而且日本派了很多教师来帮助中国教学。当然也有英美教师，但日本的占大多数。1909年，有549位外国教师和教育顾问在中国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
　　记者:是一种ZF行为吗？
　　袁伟时:日本ZF和民间合作。从1901年到1911年，是日本教习最多的年代，他们大多数是在日本文部省支持下，由日本的帝国教育会选派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中国进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朝廷聘请的是日本法律专家，给中国官员和候补官员开系统的讲座，讲现代法律知识，并且帮助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起草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稍加修改一直延用到民国，包括解放区都曾经用过。所谓的君主立宪，基本上也是以日本的宪法为蓝本。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还组织了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各地办学，加上其他友好人士，共在中国办了十多所学校，吸收中国人入学。
　　记者:我感觉一战之前民众的态度和朝廷的态度比较一致。而到一战之后民族情绪和一些军阀对日本的态度就开始分裂。
　　袁伟时:中日双方民族对立情绪那么强烈，我想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物质和精神都伤害很深，而日本ZF和主流文化没有深刻反省这些罪行。
　　深一层看，这与东方文化带来的盲目的民族优越感有关，公民独立判断的意识很差。日本的教育在价值观上老是强调要忠君、爱国、绝对服从。结果，公民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就淡薄了。在这样情况下，民众情绪很易被一些政客或极端分子操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狭隘、致命的爱国主义是东方文化的弱点。到现在许多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例如中日足球比赛，足球就是足球，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把它提升到国家关系的层面上来，让足球运动员来代表整个国家，这恰当吗？任何人的意见想法我们都要尊重。但是身份却要恰如其分，国务院总理可以代表中国ZF，一个平民百姓则只能代表他自己。
　　记者:这种爱国主义是不是有它的文化底蕴在里面呢？你看我们的课本里面几乎都是把爱国者放在最高的位置上。
　　袁伟时:东方文化总是把集体放在第一位。国家有危难，应该捍卫国家；国家的利益应该维护，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应该理性地判断什么是国家利益。
　　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那种潜意识里面的天朝主义，要恢复我们大国地位的强烈愿望应运而生。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成为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公民自由、实行法治的大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应该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民族。世界各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对待。这种转变，在心理基础上，缺乏足够的教育。
　　新的基础上，怎样塑造一个公民的世界观？鲁迅和梁启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怕中国人消失，而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者:不怕中国人消失指的是什么？
　　袁伟时:中国人不可能消失。但是，是不是具有世界公民的水平和意识？思想上、知识上、文明程度上，能不能达到世界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平？他们担忧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者:世界人？世界人这个概念包括同化的意思在里面吗？
　　袁伟时:不是同化。但是，对所谓“同化”也要具体分析：
　　第一，不要把同化说得那么恐怖。
　　如果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大清帝国的宗法专制“同化”掉，对中国是福音还是灾难？为什么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才叫爱国？据说，目前到处在复制的孔子的标准像是吴道子画的，除了演戏，谁愿意穿上那样的宽袍大袖？13亿中国人中又有几人愿意穿长袍马褂？
　　第二，清醒地认识文化更新的规律。
　　文化通常是自然淘汰、自然进化的，生的该生，死的该死。在文化领域，受群众喜爱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死亡的。反之，无论如何保卫，也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历史上的确有些族群被文化水准较高的族群同化。被同化的族群原有文化便成了保留在博物馆中供人研究的文化。那些消亡了的东西，那些放进博物馆的东西，即使是民族文化也并不可惜。现在还有人愿意裹小脚吗？愿意三妻四妾吗？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啊！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像汉族有那么悠久历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消灭。
　　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马克思都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实这个称号不是少数人的，应该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素质。
　　记者: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吗？比如三元里抗英。
　　袁伟时:当一个国家被奴役，国家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民族主义能够动员民众对抗外来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很容易走向极端，只有把争取国家独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
　　研究成果表明，三元里抗英很多东西被夸大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应该让史学家讲真话，讲实话。通过自由讨论去弄清事实真相不是很好吗？不要用大帽子去压人。真正的史学家，就要说老实话，将经过鉴别的史料介绍给读者。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最负责任的做法。
　　（文/袁伟时）

正在孤独

又是个专家级别的访谈录!

独来独往

砖家……………………

Jacky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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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没空看，对日本，该干嘛就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