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美国为什么能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底线？

浊流

2008年02月22日星期五于 11:16:05 · 薛涌发表在: 经济随想

　　美国的贫富分化，如果按基尼系数来算，和中国也差不多。不过，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穷。1959年7月24日，美国的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美国正在莫斯科开展览会，其中展示了牧场式的独居住宅，里面的厨房被眼花缭乱的现代家电装备齐全，让苏联观众看得目瞪口呆。苏联媒体则讥讽这种房子如同印度十七世纪的皇家建筑泰姬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住的。尼克松则反驳说：“购买这样一栋房子，每月的分期付款只需要一百美元，完全在一个普通的美国钢铁工人家庭的支付能力之内。”这也引发了他和前来参观的赫鲁晓夫在这一住房模型的厨房中的激烈辩论。

　　在美国住了不到一年的人就会明白：尼克松讲的只是一个平常的事实。而在“工人階級领导一切”的国度，普通工人的家居竟被看作是泰姬陵式的豪华皇家建筑，则充满了讽刺意味。这也无意透露出普通美国老百姓的财富是多么令人震惊。英国《经济学人》不久前还声称，即使是从富裕国家来的访客到了美国的腹地，也会对普通蓝领的生活羡慕不已：双车房的独居、宽频幕的电视、应有尽有的玩具、体育器材… 在别的国家只有贵族精英拿来炫耀的东西，在这里则成了普通百姓的衣食日用。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在这种普通百姓富裕的前提下的分化。由此可以想象美国的富人有多富！不过，富人的富和普通人的富是两回事。在美国，所谓穷人变富，并不是一个叫花子一夜之间成了比尔.盖茨。这种戏剧性的事情不是没有，而是非常稀少，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穷人变富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最后有了稳定的工作，成了尼克松所描绘的能够买一栋在外国人看来是泰姬陵一样的“豪华”住宅的普通劳动阶层。这一过程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富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是因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人们总把美国老百姓的高生活水平和其国力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无道理。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美国建国之前，那十三个较之欧洲还颇为荒辟殖民地，劳动力价格就比最先进的英国还要高。美国老百姓的“富”一开始就是有名的。而这种“富”最初是建立在“均”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感叹美国社会平等均富的原因。

　　建立在老百姓贫困基础上的贫富分化和建立在老百姓富裕基础上的贫富分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就发现其制度的优越绝不是一个 “市场经济”能够概括的。美国老百姓的权利，除了市场经济外，还受到几大文化传统及其意识形态的保护。我把这些传统及其意识形态归纳为如下几点：自耕农主义、生产者主义、和共和主义。

　　自耕农主义，来自欧洲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并借美国地大物博的独特环境优势而生根。欧洲中世纪一直有一种自耕农的理想：这种自耕农不用给别人打工，同时也不是在别人的劳动果实上坐享其成，而是自己下地种田。他们只要勤奋，收获就足以维持家用。这种小农的经济自立，被视为欧洲式的“自由”的理想形态和经济基础。自耕农因而也有自立、勤奋、诚实等等美德。

　　不过，到了工业革命前夜，这种自耕农的理想在人口稠密、贵族地主占据了过多经济资源的欧洲已经很难实现。因为无地的农民实在太多。特别是在圈地运动、工业化之后，大量农民被驱除出土地，成为“无产者”。这种激烈的社会变革，也为日后的社會主義运动打下了基础。美国则截然不同。当时美国刚刚开发，缺的是人而不是地，所以对人的待遇非常优厚。比如弗吉尼亚实行五十英亩的制度，即一个白人移民一旦在那里定居，就自动获得五十英亩的土地。可以说，美国是自耕农的天堂。

　　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佛逊就是这一自耕农精神的代言人。他曾周游欧洲，亲眼看到工业革命中产业工人非人般的生活，感慨万端，觉得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如机器、命运完全被自己看不到了力量所控制、丧失了个人的獨立和自由。因而他有着强烈的反大工业的情绪，不仅主张美国以农业立国，而且要把自耕农那种獨立自主、勤劳诚实的美德当作美国的国家精神，由此发展出了抵抗大企业对共和政治生活的侵犯、捍卫小民百姓权利的杰佛逊主义。而后来美国的工业化，也和欧洲的工业化有所不同。欧洲的工业化，是在大量农民成为“无产者”的前提下展开的，有着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工。美国的工业化，则面对着相对富裕的农业社会的竞争。如果自耕农的日子过得已经不错了的话，你让这些人背井离乡进城当工人，就必须提供足够优厚的条件和机会。

　　和自耕农主义密切相关的则是生产者主义。自耕农之所以比地主、企业老板、放债人更有“美德”，就是因为他们下地干活、参加生产活动，是直接创造财富的人。当美国工业化以后，自耕农主义不知不觉地变身为生产者主义，即认为是工人而非资本家创造了财富，是社会繁荣的源泉。所以，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就必须得到保护。对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听希拉里的一个演讲。当讨论最低工资问题时，她完全绕开了市场、供需等等经济学理论，直截了当地斥诸于生产者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如果一个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他就应该能养家糊口，让子女受良好的教育，全家都有医疗保险。如果一个人打两份工，家庭基本的生活还不能维持，那么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对创造财富的生产者有基本的尊重。这种尊重，也必须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济生活中。

　　在这种生产者主义之上，还有共和主义。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健康的共和政体，必须依赖自立的公民。而经济自立是政治自立的基础。所以，这种共和主义非常警惕和防范大资本对公民生活的操纵和奴役。比如，在自由市场中，一个资本家用不着出太高的薪水，就可以让工人为他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外，没有个人生活，没有家庭生活，更不可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这样的资本家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把其他社会成员都变成给自己没日没夜干活的劳工。当大多数社会成为被少数几个人雇佣、丧失了个人生活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后，他们的“身体”已经事实上被资本家所拥有，很难行使公民的职责。共和政体就走向“空洞化”。所以，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就出现劳工运动，提出了工人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这种运动的信条是：共和政体高于市场。作为一个资本家，你可以拥有私有财产，但不能拥有其他的公民。老板和职工之间有着的是有限的经济契约。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之外的社会生活时间必须得到保障。工人在工厂里靠给老板干活挣钱；但在社会上，则是和老板一样的普通公民，有充分的时间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一个工厂和工人之间的经济契约，绝不能侵犯全体公民之间在共和政体之下的政治契约。

　　简而言之，美国社会有两套游戏规则：一套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一套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如果老百姓觉得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游戏中无法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就会通过选票对这样的规则进行修正。同时，大资本拥有者知道老百姓或者自己的雇员有通过政治渠道改变现行的市场规则的力量，就对后者异常小心，乃至当自己在市场上拥有绝对优势时，也不把优势占尽，而是给老百姓留够“甜头”。十九、二十世纪社會主義运动席卷了欧洲和世界，但是在美国一直无法得势。美国对社會主義运动有一句“美国例外论”的格言：“它就是不发生在这里。”美国二百多年来之所以一直能保存着最少ZF干预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一大原因就在于其文化中有着雄厚的自耕农主义、生产者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乃至是社会能够自动地保护小民百姓的权利，限制大资本的力量。这样大家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都能保有充分的信心。与“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相反，在美国是只有小民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富人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财富。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引发了贫富分化的社会危机，有两大突出的原因：一是缺乏共和体制的政治制度，老百姓无法通过选票及时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规则进行修正；二是文化上缺乏尊重小民百姓的社会伦理，乃至出现了改革所创造的财富全是企业家之功，工人、农民全不算数的怪论。另外，中国的改革虽然起步于一个农业社会，但中国没有一个富裕的、有獨立的政治权利的自耕农所主宰的农村。相反，中国的农民几十年来受到计划经济的政策歧视，是社会中权利最少的人。大资本不仅不需要以优厚的条件和富裕的农村竞争劳动力，而且可以占农民工缺少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的便宜，人为压低他们的劳动力价格。

　　要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而市场经济则不过是实现这种伦理和价值的工具，并且受到建筑在这种伦理和价值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制约。如果缺乏这种伦理和价值，缺乏以这种伦理和价值为目标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则会变成一个赢着通吃的规则，使少数人奴役了大多数。这一点，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理解的。
　　作者: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