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读书推荐)

深圳

什么时候-9啊，LZ

cybman

想起蔡锷，想起小凤仙挽蔡锷的名联：

　　一、

　　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二、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剧怜忧患伤人。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edgu

本来以为楼主铁定推荐的是 《大泽龙蛇传》

莲花北村

QUOTE:

Posted by edgu on 2008-2-28 23:28
本来以为楼主铁定推荐的是 《大泽龙蛇传》

好看么？？

edgu

QUOTE:

Posted by 精诚 on 2008-2-28 23:50
兄弟也(-7)了
吾道不孤啊,割命铜子是越来越多了

别套近乎，我和你不一样，被删的都是骂人贴

汉唐

精精怒吧里,我看-9K346的日子也不远诶 ^^

汉唐

文科生 ^^

9347=9k347

lopez_hu

呵呵  楼主要-9啦

清风不识字

、大泽龙方蛰 中原鹿正肥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是历史进程的里程碑，是历史变革的关节点，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历史变迁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长久以来都是一般人注目的焦点。在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盖下，很多“无足轻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们的历史视野了。
不过，当我们将镜头切入到细微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历史远远比“大事件”展示出来的脉络复杂的多。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却很可能是长时段的重大变革的起点。
1882年，在大清帝国的属国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就是这样一件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场发生在海外异国的兵变中，却令人惊异地出场了好几位在此后三十年的中国政局中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大人物：袁世凯，在平定这场兵变中一役成名，从此青云直上；张謇，晚清的名状元，在身历事变后以一纸《朝鲜善后六策》赢得朝野注目，为以后的政商大业打下牢固根基，而后在辛亥年领导立宪党与革命党和袁世凯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年基业，这时候他却不过是进兵朝鲜的淮军将领吴长庆的一介幕僚；唐绍仪，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理，1882年兵变之后随即以税务帮办的身份来到朝鲜，扮演一个小角色；朱尔典，这段时期是英国驻朝鲜公使，到清末鼎革之际已升任英国驻华大使，操纵掌管英帝国对华政策，对中国ZF的更替实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我们会看到正是这几位人物几乎支配了当时的全局。
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这一场事变其实是中日这一对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国家较量的开始，在这一场冲突中展示和逐渐形成的两国不同的国家对外战略深刻影响到此后两国的命运——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实多肇端于此役。
这诸多此后声明显赫的人物风云际会于如此逼仄的“三千里江山”，实在也算是命数。而袁世凯来到朝鲜，也是因缘凑巧。要明白为什么袁世凯最初是在朝鲜建功立业，甚至要理解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和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都不得不说及中日朝三边关系。要知道，1894年正是朝鲜问题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再过五十多年后的1950年，又是朝鲜问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这后一场战争的后果到现在也还没有消受完结——朝鲜半岛分裂，中国统一台湾受挫。而就袁世凯个人际遇来说，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
此时的朝鲜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称臣纳贡，内政自理而接受中国保护，对外没有独立主权。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12岁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罡应为摄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艳丽聪颖而权欲旺盛的朝鲜王妃闵妃操纵下，罢李罡应之权，从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争政的戏来。李罡应保守而亲华，此时的闵妃却主张开放亲日。不过闵妃当政后却是政局败坏，结果予李罡应可乘之机，唆使欠饷的兵士作乱，而乱兵愤于日本历来的侵扰而烧杀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狼狈而逃，仅以身免。朝鲜承平日久，乱起则无宁日，不得不请“天朝上国”派兵敉乱。日本则因侨民被杀迅速出兵朝鲜，结果这一场兵变变成了中日两国的明争暗斗。
1882年六月兵变发生时，向来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军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因母丧而丁忧去职，由另一名淮军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七月，张树声接到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议定出兵朝鲜平乱，由驻在山东登州的吴长庆率六营淮军乘北洋水师丁日昌的军舰前往朝鲜。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凯此时就在吴长庆军中帮办文案——个小小文书科员。他谋到这一职位是因为吴长庆和他叔父交情匪浅，吴袁两家是世交。

簪缨世族中的纨绔

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叔祖袁甲三是剿捻名将，袁家也算簪缨世族，所以袁世凯未成就一番功业前，认识他的人大都目之为“纨绔子弟”。
袁世凯少年时也的确没有辜负这一名头——他随居官南京的叔父（袁世凯年幼时即过继给叔父）住在这六朝金粉地时，日日以跑马闲逛为乐事，到叔父逝世他困居乡里时，照样以啸聚林泉为乐。不过，袁世凯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就是不管他怎么胡闹，他总能甜言蜜语哄得大人开心。这副本领对他以后的飞黄腾达真是太重要了——看看他后来交结满清权贵如权相荣禄和庆王奕劻的手段，尤其是巴结那拉氏不遗余力且总能得其欢心这一点，就会明白袁世凯的天赋对他的发迹多么重要了。袁世凯因为过继给叔父为嗣，所以他有两位老娘需要伺候，而这两位都对他溺爱无已。他周旋于两位妇人之间而左右逢源，这等经验想来对他伺候那拉氏不无裨益。
除了天生讨人喜欢这一点，袁世凯别的特征可就很难合乎规矩了。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而且他对八股文章实在不感兴趣。据说他的爱好是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袁少有大志，这大志出自黄口小儿之口，自然被大人目之为“自幼好大言”了。他归里守制时，有空即泛览兵书，虽不能通晓其意，但对客谈兵，每侃侃无作色。他也曾经以制艺为业，还在家乡组织过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但终究不是这块料，到十九岁时他两次科场蹭蹬，一怒之下尽焚历年所作诗文，从此立志效命疆场，对科举不再抱希望。
其实，袁世凯对科举制艺的心态真是“爱恨交加”。恨，是因为自己才不及此，有心无力。在家书中他愤愤地说，所以，到他在清末新政的惊涛骇浪中成为改革领袖时，力排众议废除科举，恐怕和早年的这一段心病有点关系；爱，则是因为在中国，文章到底是“千古事”，以文抒志自古以来是中国历代英雄的传统。岳武穆留下几阕名词，曹孟德也曾横槊赋诗，哪怕造反作流寇的黄巢，还有“我花开尽白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霸气冲天的菊花诗，更不用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和楚霸王的“垓下歌”了。袁世凯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业，当然也希望自己有“传世之文”，哪怕这文以事传也好。而文章写得好不好，先得过了科举这一关再说。所以袁世凯对有科举功名的人是“徒有羡鱼情”。也正因为有这一份心绪，袁世凯在以后权位愈高，对文人学士、硕学鸿儒则态度愈尊，对其笼络不遗余力，以至于到他当上民国大总统时，居然规定只有前清有过州县官为官资历的人才能当民国的民政长（省级官员），也就是变相规定民国的民政长都得有前清的科举功名。这一条后来是被归为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状”了。凭心而论，这措施主要还是为了保持地方政局稳定。

文人不足以成事，无文人则不足以成大事

纵观中国历史，有个贯穿古今的、纠缠不清的话题，就是“文人”和“事功”的关系。毛主席常嘲弄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所谓的“臭老九”一脸的鄙夷，有时甚至出愤激之词，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坑得好，然而，自古以来，手摇羽扇、头顶纶巾的文弱书生，却又一直是中国土地上苍黄翻覆的种种惊天伟业中少不了的厉害角色，春秋战国时凭三寸之舌横扫六合的苏秦、张仪不说，大名鼎鼎的诸葛，不就是“文人参政”奠定宏图大业的绝好“案例”？司马相如一篇大赋可让汉武帝回心转意，骆宾王一纸檄文让武则天胆战心惊。说起来，在纷纷如走马灯上台倒台的帝王将相背后，何时少得了几个摇笔吟哦的文士？的确，有时候“文人”不足以成事，但关键时刻“文人”却足以坏事，所以若想真正成事，还得仰仗文人；有时候武人固然能够成事，可若想经营天下，没有笔接千载、文驰瀚海的几个精彩文人指点江山，却也不易成功，所以，真正的帝王之才，必少不了文人“助仗”。
袁世凯是否看到了这个惑人的历史“怪圈”？从他一生行事看，他的确天生异禀，居然年纪轻轻就深明此中五味。他一生在政海的惊涛骇浪中争雄，使将出来的“帝王”手段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很少为人觉察的就是这“优容文人”的一招，这是他真正臻入化境的“帝王术”。
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则不能不惊异鲁迅早年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章氏。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帐。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都是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其实转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凯优容大度，哪有什么周妈讨债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成了泉下之鬼了。再想想段祺瑞射杀街头学生，张作霖绞杀教授李大钊，和蒋介石暗杀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袁世凯对文人学士向来采取笼络办法，但他还是担了不少摧残文化的恶名。这其中有些当然是他为了攫取政治权力而不得不为的手段，但也有些是冤枉的。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生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ZF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
袁世凯任用文人，推崇文人，这一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不二法门。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编撰一部“步兵操典”，请他一位很器重的幕僚张一麟（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过来一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督练公署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审核，一天他当着张一麟的面问何总办这部操典怎样，这何总办不知深浅，说，“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提出修改的地方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袁世凯当下就沉下脸来，“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你们知道修改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任先生！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这位总办，“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张先生请教。”何总办退出去后，张一麟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帅的词色太严厉了。袁世凯说：“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惹祸的一天。”袁世凯一死，他的话不幸言中了。
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组阁，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军人出身的徐树铮，来当国务秘书。袁世凯大发雷霆：“什么官都给挎东洋刀的当去了，总得留几个给学文的当吧！”为此不惜得罪段祺瑞。袁世凯深明武人干政终将乱政的道理，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文人的地位摆在武人之上，虽然武人才是他基业的真正柱石。这之间的微妙平衡，没有高度的智慧，难以达成。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张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张之洞之“事功”，虚张声势之事所在多有，论起真正实绩，袁世凯高出侪辈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甚至袁世凯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如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
再看看后来袁世凯谋称帝，锣鼓震天响，真正响到点子上的还是那几个文人敲出来的鼓点。文人的确帮了他的大忙，不过复辟一事，文人卖力是卖力，却无异于将他往祭台上送，这可是帮倒忙了。
当然，袁世凯做到这样大肚能容，对文人高看一眼，也是在官场上滚打了几十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吴长庆营中的袁世凯，他初出茅庐时却是大大咧咧，锋芒毕露，杀人不眨眼，让人不寒而栗。两相对照，不能不感慨造化弄人。

lopez_hu

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

清风不识字

袁世凯(1859.9.16—1916.6.6)，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号容庵。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生子四人，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袁甲三是进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凤三是庠生，曾任禹县教谕；袁重三是生员。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官至盐法道。

袁保中捐纳同知，未出仕，在家经营田产。生有两女六子，袁世凯为其第四子。当捻军王庭桢部占领项城城东新兴集、尚店等地，扬言将攻打县城时，袁保中组织团练对抗，在城东北40里险要处另筑袁寨，举家迁入。

袁保庆于同治五年（1866年）从家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时，因年老无子，便过继袁世凯为嗣。年方七岁的袁世凯随袁保庆至济南。七年（1868年）冬，袁保庆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袁世凯随往，侨寓扬州，复移南京。袁保庆在江苏受委办理督标营务处，后又任江南盐巡道，与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过往甚密。由于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于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救，袁保庆主张救援，袁保恒则认为兵分则弱，力主不救。为此拖延日久，庐江被太平军攻陷，吴廷香被杀，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十二年（1873年），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吴长庆渡江视敛，抚棺痛哭，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见到袁世凯时，均器重之。

袁世凯扶柩回项城后，对他的教育责任转到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对他的影响，较之生父和嗣父都更大。十三年（1874年）春，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回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名师教导。在内阁中书任上的袁保龄认为袁世凯天资不高，浮动异常，对他的督导尤为严厉。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乡试，不第。年底，和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四年（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大约就在此时，袁家分析家产，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一份丰厚产业，自为一家之主，自此更加放荡不羁，经常追欢逐乐。还组织“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从此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五年（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袁世凯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同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落第。

袁世凯屡试不中，又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家乡不能再住，乃率旧部数十人，于七年（1881年）四月，前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读书，袁世凯谦抑自下，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发生兵变。驻日公使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日本欲派兵侵台。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中国派兵干涉。张树声遂奏派丁汝昌、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以阻止日本借机生事。

吴长庆仓促出发，军务繁杂，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堪定行军路线等。船抵朝鲜马山浦，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袁马上部署，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解往天津，恢复国王的统治。并派袁世凯率兵镇压起义群众，杀数十人。朝鲜国王设宴款待，袁世凯备受礼遇，甚至为其设立生祠。清ZF也对平定“壬午兵变”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袁世凯以同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

九月，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ZF致谢，并要求清ZF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吴长庆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选1000人，分左右营，按淮军操法训练，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朝鲜国王检阅后，极为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名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

朝鲜内部分为开化、保守两派。保守派以闵氏为首，亲近中国，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留三营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保守派。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准备举兵，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日军自焚使馆，狼狈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权。

事变后，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认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一并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查办，吴大澄等抵朝鲜后，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听候查办。

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已对其小觑之，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扬己“，令吴长庆非常难堪。吴兆有、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极力加以排挤，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有袁世凯一人主动，现在惹来查办，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而袁世凯养官妓、贩卖鸦片、挪用军饷等劣迹，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并于光绪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职，离开朝鲜回国。然后，回到陈州老家“隐居”。

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赖李鸿章相国持正，颇费口舌，自是可感。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

中、日从朝鲜撤军后，沙俄乘机插足，与闵氏集团勾结，企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制约闵氏集团，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认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谒见朝鲜国王，面陈一切。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动极为欣赏，上奏为袁请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ZF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

李鸿章的提携使袁世凯感激涕零，上书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袁保龄也感到“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告诫袁世凯，今后对于清廷和李鸿章的意旨都要用心揣度，“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临事要忠诚，勿用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悔”。十月初七，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建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20余人。

李鸿章赋予袁世凯巩固“宗藩关系”的权利，并要求朝鲜国王，有关内政外交事宜，都应随时与袁世凯商量。袁世凯使朝后，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朝鲜国王多次要求清ZF撤换袁世凯，另选一“公正明识者”。在李鸿章的保护下，袁世凯地位不但没有贬低，反而升为海关道存记简放。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全无认识，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迅速恶化，也大大低估了列强的野心。朝鲜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极力向李鸿章建议，要求派兵代戡。而此时，日本也极希望中国出兵，以便制造战争接口，于是极力怂恿袁世凯。在袁世凯一力保证“日本必无他意”后，清ZF最终决定出兵，而日本也立即出兵。

袁世凯觉察情况不妙，请西方驻朝公使调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方案。但日本非但不撤兵，更进而提出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的条件，进一步增派重兵。袁世凯立即连发3封电报，哀求李鸿章调其回国，李鸿章命令其“要坚贞，勿怯懦”。六月十三日，袁世凯称病，再次要求回国，获准。六月十九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惊惶异常，要求李鸿章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李鸿章令袁世凯赶赴平壤，协助周馥，联络各军，筹办饷械。袁世凯要求调任他职，李鸿章严令“即回本任”。袁世凯托堂弟袁世勋寻找翁同龢、李鸿藻设法，李鸿藻奏请让袁世凯统一军赴前敌。袁世凯无法，只得遵命。后随着部队接连败退。

马关条约签订后，舆论谴责李鸿章，而作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为躲避责任，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要失势，即不时与翁同龢、李鸿藻联络，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并亲自撰文，弹劾李鸿章。因此得到顽固派的赏识，被任命训练新军。

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二日，清ZF命令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二十三年（1897年），因练兵有功，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余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随即改名为武卫右军，成为荣禄掌握的“武卫军”之一。不久，升工部侍郎，仍专管练兵。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升授山东巡抚，率领武卫右军赴任。时正值山东义和团运动高涨，袁世凯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镇压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ZF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袁只派少数兵力到山东、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一面，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两面讨好。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袁世凯又借机扩充“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所部已约2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

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逝世。被李鸿章大骂为小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在内、外政策方面，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将淮系集团全部吸收过来，政治、军事势利迅速膨胀。清ZF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让袁世凯兼任参予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将京畿警权掌握在手。此后，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他建议清ZF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基本形成。当时，“朝有六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

袁世凯权高震主，三十三年（1907年），清ZF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1909年1月2日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然后又任内阁总理。袁世凯借机迫使清帝退位，南京参议院也只得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后，袁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实行帝制，改元鸿宪。

蔡锷等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五月初六，袁世凯因肾结石转为尿毒症，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忧病而死。终年57岁。

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17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恒办实业，为人所熟知。袁克定为发妻于氏所生，通英、法、德、日文字，娶妻为湖南巡抚吴大澄之女，捐候选道，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邮传部承参、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5年死于北京，终年77岁。袁克文为第三妾朝鲜人金氏生于汉城，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任清史馆纂修、中国文艺协会主席，编《心声》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年）死于天津，终年42岁，著有《寒云诗集》、《袁寒云说集》等，袁克文有4子3女，其第3子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均为著名物理学家。袁克恒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在诸子中最富，品德最坏。

袁世凯病重时，曾召见王锡彤，案头置一单，所有存钱、股票等共约200万元，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张伯驹说其父张镇芳在袁世凯死后，为袁家分家产，其子女每人分到现款两三万元，股票两三万元。项城原籍田产2000余亩，均为袁世凯六弟袁世彤所有。此外，在彰德、汲县、辉县还有田产400顷左右。

lopez_hu

呵呵   楼主啊 小黑屋在向你我招手呢

汉唐

地却汝瓷...

lopez_hu

晚上无聊的人多啊  护墙的任务比较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