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几个在别处发过的贴子，——对中医感兴趣的入

paul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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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laterxu at 2005-1-18 02:22:
其实很简单，中医如果能做到见一个病人就治愈一个病人，或者是治愈大部分病人吧，而且是在不搞什么“中西医结合”的情况下把大部分病人治愈，自然就会让人信服你了。
“中西医结合”把病治愈很难说是中药起的作用 ...

呵呵。这样的话，前面已经说过了。
所谓西医未进中国之前，好像只有中医吧？感冒一类小病，倒是可以自愈，不知道更重的病呢，难道你可以说所有被治好的都是瞎猫碰死耗子？？不是否认什么，而是要承认什么才好。其实很多西医的进步都是通过中医的经验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所谓效果比中医好，只是因为把中草药中的有效成份进行提纯进行批量生产了，不知道这就算是西医的进步呢？还是算是中西医结合了呢？
有了计算器，难道就可以说算盘、心算是垃圾了？

[ Last edited by paulgao on 2005-1-18 at 02:44 ]

pl147896325

今年毕业，连个工作都找不到，郁闷

xxlmmf

我感觉中医好。我总是生病，对中医也有了很深的认识。

daqi

不感性趣味.

paul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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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laterxu at 2005-1-18 22:20:

1，你告诉我，在西医未进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多少？现在多少？现在的一个小小的肺炎在青霉素发明之前就是一个致命的疾病。
2，我哪里说所有被治好的都是瞎猫碰死耗子？？我只是说西医比中医先进很多。
3 ...

平均寿命增长了，并不一定是因为西医进入中国决定的，饮食、锻炼我认为相对寿命来讲，有更大的比重。何况，大部分老年人逝世的时候，即使是病逝，也可以算是寿命到了，反而，寿命长了就是好事嘛？在病床上苟延残喘，虽说好死不如赖活，真正到了那个事情中，你才会理解为什么近代才有安乐死这一人道主义说法了。只有健康的活着，才算是活着，才叫寿命。

你说西方不认同中医就不会利用中医的经验，呵呵，你还是去找找相关材料吧。我可以给你一个我看到的连接：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0501/1_20050114_101648.html

重复一下，我并不是说中医就是NB，西医就是垃圾，我的意思仅仅是中医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研究，也就是我说的中医起码是个经验医学的说法。

[ Last edited by paulgao on 2005-1-19 at 01:22 ]

paul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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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精诚 at 2005-1-19 01:16:
呵呵，兄弟可能将我国建国后的成果一骨脑归公于西医了，将建国前人均寿命低全归罪与中医了
可是建国前一直都是处于战乱时期，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战争中死亡了很多人，那些人都拉低了平均寿命
打个比方，现在中国 ...

XD与我有戚戚焉，呵呵。

waterbluer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普通外国人认识不到这点不足为奇，可没想到还有国人对中医低看如此，甚至嗤之以鼻！悲哀啊。

中华民族能延绵数千年不断，原因众多，起码中医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说中医是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手段也不过分。其他国家、民族因为疾病大规模死人甚至灭种也是有的。历史就不多说了。

不错，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了，科学进步了，西医对人类文明大步前进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也是受益者。可以说，大规模、短时间改善国人生存能力、健康状况西医比中医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今后主导地位也非他莫属。但是，中医不是算盘。

中医发展到现在是几千年国人经验智慧的结晶，也是数以万计生命换来的。现代科技高度发达，还是有它的局限性。正所谓知识无止境。现代科学证明不了的东西就不一定不存在，不一定不正确。其实，已经能看到一些国外研究机构用现代科学知识揭示东方医疗方法的研究报道。但恐怕他们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客观性，出发点也不见得积极，研究范围也有限。要靠他们为中医正名、甚至发扬光大是不可能了。

虽然不学医，个人愚见，和西医相比中医治病更注重全局性，讲究局部和局部、局部和整体的有机联系。比如，观察脸额鼻舌眼手等的外形、颜色而推断出人体内脏器官的疾病，选择性的进食疗疾（食疗），练气功，等等，结果往往比西医更好，治疗方法更有益健康长寿。看到些点滴报道，西方医疗研究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不是像现在，治病仅限于局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对中医的未来还是有信心的。

不过，前途归前途，眼下更让人痛心。一切经济化、金钱化。种药的挖空心思拔苗助长，做药的不择手段以假乱真，卖药的眛着良性一夜致富。。。有报道说刚开始港澳私人游的时候，广东人去香港买得最多的不是金子珠宝，数码电器，而是中草药，是货真价实的中药。。。

这种局面国家不管谁管，中医国家不扶持谁扶持！无语中。。。

paulgao

我很赞同刘德培院士的观点。
治未病之病，追求人体功能平衡状态，才是未来的医疗趋势。

ballyhoo

强烈支持中医，虽然我家里的上两代都是西医。

paul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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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laterxu at 2005-1-19 09:41:

1，平均寿命增长了，我认为最大的因素就是因为西医进入中国，解放前西医已经进入但人均寿命还不高是因为还不广为人知和政府没有大力推广，另外西医也是在发展之中，几十年前的西医水平跟现在是不能够对比的。
...

算啦，这种问题我相信是越辨越混的。我早就跟人打过此架，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至于如何活着才算活着（在我的观点里，活着和寿命是两码事），是医学伦理观点，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就跟以前脑死亡才是真正死亡的争论一样，我不指望跟你能争出个标准来。
还有中医更重要的是诊疗方式、方法，而不是药方这个结果。光是争论药怎么来的，就没劲了。

[ Last edited by paulgao on 2005-1-19 at 12:24 ]

paulgao

转贴。
李致重教授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医的发展问题，发表过很多文章。这里有他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和大家分享。

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兼答陈士奎先生)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李致重  教授

当代中国的科学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怪现象：一讲到科学，多半指的是分析性（还原性）科学，甚至将其技术也视之为科学，而综合性（系统性）科学被边缘化了。一讲到医学，多半指的是西医，并把西医的观念、理论、方法作为衡量医学是非的唯一标准，而中医被边缘化了。
当代中国的中医界，中、西两种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争论着的话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从科学层面(不是从技术、经验层面)讲，我国现存的医学科学体系，究竟是“二”还是“一”。一种观点是，“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因此就科学体系而言，两者是并存、并重的关系；就临床医疗而言，两者是合作、配合的关系。另一种观点是，人类医学科学体系只有西医一家，中医只是一种经验疗法或经验医学而已。以西医的观念、理论、方法为主体，将中医的理论体系部分加以验证、解释、改造，将中医的临床治疗部分转变为西医可以接纳的经验。这种做法，当代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或“中医现代化”。
对于“中西医结合”这一提法的解释，几十年来通行的版本很多。诚可谓，“中西医结合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边装”了。由此造成的学术混乱，以及对中医发展造成的困扰，直接导致了中医学术的全面衰退。
2002年，台北《自然疗法》第4期发表了本人《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后，又一次引起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士奎先生的强烈反对。所以2004年6月，《自然疗法》第27卷第2期登载陈先生《也谈“中西医结合”——兼驳李致重的几点谬误》(以下简称“陈文”) 的同时，也发表了本人《中西医配合清议》一文(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大讲堂”网站2004年4月提前发表)。拜读陈文之后，觉得尚有必要对《中西医配合清议》做一些进一步的补充，故写成此文。
一、学术封杀值得冷静思量
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理性思维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严谨论证，是开展学术讨论和争鸣的必要前提。所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无一例外地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学会工作的根本宗旨，写入自己团体《章程》的总则之中。在讨论和争鸣中诉诸“语言暴力”，凭借手中的权力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封杀，不仅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全国性学会《章程》所不允许的，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尤其值得冷静思量。
〔一〕
自从2000年以来的4年里，陈先生对《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该文由刘铁林先生与本人合写)和《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等论著，前后封杀达6次以上。从学术期刊封杀到报纸，从内地封杀到香港，而今又封杀到台湾——不论那里发表或转载本人的论著，陈先生充满“语言暴力”的文章便立即赶到那里。
比如，对于上述两篇论著中的学术观点，陈先生所用的语词有：“梧鼠技穷”、“招摇过市”、“恶意中伤”、“欲置于死地”、“蔑视和诽谤”、“借题发挥”、“含沙射影”、“制造混乱”、“颠倒黑白”、“编造谎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恶意攻击”、“穷凶极恶”、“谎称”、“丑化”、“杀机”、“诡辩”、“蛊惑”、“歪曲”、“污称”、“荒唐”、“谬误”、“主观臆想”、“心怀叵侧”、“理性的狂妄”、“海外奇谈”、“贯用伎俩”、“坏人”、“玩弄小人之技”、“恶劣影响”…… 又比如，陈先生对于两篇论著中的观点所要采取的措施有：“揭穿”、“反驳”、“批判”、“彻底清除流毒”、“肃清恶劣影响”……倘若再加上“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读者准会以为当年的“大批判”、“大字报”，在中医界又复活了呢！
作为“文革”年代的过来人，陈文中的那些言词，当年见多了、听多了。我信守的是玛窦福音里的一句话：“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所以在中医复兴的艰难过程中，我更关注的是结果，而不仅仅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注定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但这个过程是以复兴中医为使命的一代学人共同努力的过程，决不会孤独。
〔二〕
2000年，《科技导报》第12期登载陈先生的封杀之作时，特地加了一篇“编者按”。现将全文抄录如下：“本刊今年第7期上发表了中国中医药学会柳秉理的(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一文后，于最近收到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陈士奎先生激烈反对该文的来信、来稿。虽然陈文未正面触及柳文的主旨观点，但为了有助于读者辨明是非，有利于发扬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精神，特将陈先生的来信来稿全文刊出，以供读者们对照、思考。我们想，关心中医中药发展和关注中西医结合问题的各界专家学者，在对照阅读这两篇文章后，对其间的不同观点，乃至其中的是非曲折，将会得出自己的理解和判识。我们认为，柳文讨论的是一个涉及学科发展决策的学术问题；而对于过去历史上有关国家发展和学科发展的政策、决策问题，是可以实事求是地回顾、讨论的。我们希望，今后参与讨论和争鸣的来稿，均能针对柳文的核心观点——中医学存在着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只有承认、尊重、维护这个体系，中医学才可能得到完善和发展——展开讨论和争鸣；并希望来稿均要坚持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原则，要切实避免任何上纲上线，伤及人身、人格的过激言词，以共同维护改革开放20年来来之不易的、已开始形成的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氛围和环境。”这一“编者按”，其实把学术界想说的，全都说明白了。尽管陈先生在给《科技导报》的信中称其封杀之作是“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界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界专家学者”委托他写的。凡是读过陈文和《科技导报》“编者按”的人，谁敢相信广大“中西医结合界专家学者”会委托陈先生这样做呢！
2001年，香港《亚洲医药》第6期被迫登载陈文时，也加了一篇与《科技导报》基调相同的“编者按”。后来有人问及缘由时，该刊编辑部主任说：我们有责任向亚洲的广大读者表明，本刊并不认同“语言暴力”的立场；通过我们这个窗口，让在学术自由环境中的香港同仁见识一点“文革遗风”，应该不是坏事。
今年4月初，台北《自然疗法》杂志社社长来香港，他以社长、发行人、总编辑的共同名义，将陈先生前后3次强烈要求《自然疗法》登载陈文的来信复印给我，藉以表明《自然疗法》“多次婉言拒登”陈文的立场，表明他们在“压力”下不平而又无奈的心理困惑。尤其是近年里《自然疗法》连续发表过本人多篇学术论著，杂志社同仁不忍心在他们的阵地上令我无端受辱，带来伤害。为此他们恳请我另外写一篇阐明中西医关系的文章，然后将两篇文章同期刊登出来，供读者自己对照、评判。他们认为，这样安排既是给台湾中医界学人的一个交待，也是他们表白心迹的一种方式。我别无选择，只好顺应他们的诚意和要求。
以上举例或许已经说明，学术封杀不可取，谬误之说须思量。多年来我所研究的，一方面是涉及中医学科发展决策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探讨中医改革出路的时代问题；另一方面是从历史、文化、科学、哲学和中西医关系的广泛比较入手，探讨中医基础理论领域里，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关注的深层学术问题。也许基础理论范畴的深层理论问题容易为人所不解、所忽视，但是连续6次封杀过去了，《科技导报》“编者按”所指的“主旨观点”、“核心观点”，陈先生至今没有“正面触及”，这就令人怀疑了。我不明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在以学术民主为宗旨的社团里，为什么不能“和而不同”地展开学术讨论和争鸣，而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学术问题进行封杀呢？
二、生产关系决定论下的挣扎
马克思主义里有几条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如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颠倒了，就变成了生产关系决定论。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
从科学技术的属性而言，中医药学属于是生产力的范畴；对中医药事业实施的管理，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上述基本原理，中医药事业的管理，必须以中医药学自身的科学规律为根据。据此，中医药管理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来说，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是领导；行政官员的主要责任是搞好科学决策而不是长官的个人意志。只有实现中医药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才可能体现管理对于事业、学术的良好服务。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医药行政管理的职能和职责上，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影响一直十分突出。
〔一〕
1949年以后，国内在中西医关系以至中医管理的思路上，多数是以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医工作的几次指示和讲话为基础的。然而毛泽东在中西医关系上的指示和讲话，就其基本精神而言，却有三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中西医团结、合作，取长补短。比如，1949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团结新老中西广大医药卫生工作人员。这一说法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建国初期我国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的“团结中西医”。1954年毛泽东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倾向，主张西医首先要学习中医，克服宗派主义；提倡中西医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两个讲话，是以中西医两支队伍、两种学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为前提而讲的。建国50年来，中西医界对这种提法，没有任何异议。
第二，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是毛泽东1956年讲的。这一版本代表了社会上行外人士的朴素的愿望。由国家领导人讲出来，可以理解为对医学发展提出的一种口号或者号召。但是不论口号还是号召，它与医学科学的自身规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中西两种医学能否统一，如何统一，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统一，这些都是医学科学本身的事，必须由中、西医两个学科的内在科学规律来决定。
第三，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医。这是毛泽东1956年的一次讲话和1958年的“10.11”批示的主要精神。这个说法是否可行，同样要由中、西医两个学科的内在科学规律来决定。
事实上，以上“三个版本”相互明显冲突。人是医学的载体，之所以要“团结中西医”，首先因为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所以，第一个版本强调的重点在于，中西医两种医学要扬其所长，并相互取长补短。第三个版本的重点在于强调西医的科学地位，所以提倡以西医的观念和方法，来“发掘”，“提高”中医。
毛泽东是国家领导人，而非中西医专家。上述“三个版本”作为个人的一些说法，原无可厚非。但事实上，这“三个版本”不论称作口号、号召、指示还是方针，均在“中西医结合”、“团结中西医”形式下贯彻于中医工作之中。所以，都属于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版本”。按照常识，任何一个提法，只应有一种含义，一种解释。尤其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其含义更要准确、单一，不容歧义。假如“中西医结合”不同的“三个版本”中有一个是正确的，那么其它两者必定是错误的。这就需要由中、西医专家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论证，用生产力决定论对生产关系方面的提法加以修正，达到准确、无误，绝无矛盾或冲突才行。
遗憾的是，围绕“中西医结合”的广泛深入的学术论证，一直没有去做。而明显不同的“中西医结合”的“三个版本”，却在中医工作中长时期、广泛地流通着。加之众人趋之如鹜的竞相“发挥”，“中西医结合”这个框，几乎变得无所不装。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也便应命而生。这种情况下，中医学术、事业的混乱和冲突，自然无可幸免了。
〔二〕
20世纪80年代在中医管理工作上，有三位行政见解(而不是学术观点)各不相同，却都颇有行政影响力的主要领导者。那个年代，中医界习惯把他们称之为“三驾马车”。一位是50年代起担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70年代末创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吕炳奎先生。一位是50年代创建中国中医研究院时的老院长，70年代起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针灸学会会长的鲁之俊先生。另一位是第二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担任过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首任会长的季钟甫先生。
吕先生的主要行政见解是：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中西医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团结、取长补短；但中西医结合，不应是发展中医的道路；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的做法，在中医科研中不可取。主张“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各自发展”；主张把中医队伍与“西学中”队伍分开，希望以此为中医的自我发展争取一块独立空间，以谋振兴中医。概括起来，即“保持发扬中医的特色”。鲁先生的行政见解比较折衷：除了中西医之间要团结、合作，两种医学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以外，中医与“西学中”之间也要团结、配合，共同努力发展中医学。“西学中”应沿着“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道路，首先学好中医；中西医结合自身应在探讨、总结中前进，不能简单视为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季先生是西医生理学专家出身，他的行政见解与吕先生的见解明显对立：他认为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是医学科学的主体；中医是经验疗法，最多只是一种经验医学。中西医结合就是用现代西医的观念、理论、方法，来整理、提高中医；通过验证、解释、改造中医，最终创造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新药学。
这三位领导者的见解，其实都是从上述“三个版本”中来的，只是各自在某一版本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体会而已。他们前期都是行政官员，80年代后先后进入学术性群众团体，各自都掌管着一个全国性的学会组织。所以，他们除了习惯用行政的思维管理学术团体外，免不了常常以学术团体的名义，向中医行政管理部门不断施加影响。发展了的“三个版本”使中医学术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决定论中，又增多了几分复杂和冲突。
几十年来，中医行政管理上既强调“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强调保持发扬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又把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研究、提高，作为中医科研的基本内容。换一种说法，既讲医学科学体系是“二”，又讲医学科学体系是“一”。这就是生产关系决定论下，中医不得不为求生存、求发展而苦苦挣扎的根源。
〔三〕
1981年，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给中医界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时，在讨论组建“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时，不少人主张一步到位，直接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但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下设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有学会、协会、研究会三种不同的类型。只有成熟的专门学科，才可以申请组建学会性团体。所以当时中国科协的裴丽生先生、田夫先生、谢东来先生等主要负责人，对此提出质疑，希望中医界首先要说明三个问题：什么是“中西医结合”？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学”？“中西医结合学”是否己经成熟？中国科协并建议鲁之俊先生牵头，做一些调研和讨论。鲁先生指定我作为学术秘书，参与其事。当时我所知道的意见和说法大体是：“中西医结合”应当肯定，不过许多问题现在仍然需要研究、探讨；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新药学”是中国可能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方面，恐怕还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努力才有可能实现；不同于中医和西医的“新医学”，现在并未形成。当时人们讨论这些原本属于学术性的问题时，往往太多地顾虑其潜在的政治色彩。总是先把生产关系决定论，把行政领导摆在肯定的地位之后，再谈一些个人实践感受，很少有人在深层的学术理论问题上畅所欲言。上面的几种说法，其实已经是大胆的了。至于什么叫“中西医结合学”，没有人作解释，大家共同交了白卷。
作为工作人员，我在那种环境中是只管听而不发表意见的。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于医学科学体系是“二”不是“一”，按照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有以下三种结论：
第一，如果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而且按照托玛斯.塞缪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理，中西医两者不能相互取代——那么，两者从科学层面到技术层面，都将是保持自身体系与特色的原则下的相互配合关系，而不可能结合为一。
第二，如果中医尚属体系未完整的“潜科学、“前科学”(当时有这种提法)——而且与西医的研究“范式”原本各不相同——那么，就必须老老实实为中医提供独立发展的空间，促进其自我更新与完善，而不要用西医的观念去干扰它。
第三，如果人类的医学科学体系只有西医一种——而且中医果真是经验疗法，不存在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或不同的研究“范式”——那么，只要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把中医的经验加以解释，吸收、充实到西医体系之中即完成了任务；讲“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学”，对西医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多余。
〔四〕
然而，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来解释中国科协所提出的三个题目，毕竟是“外围性”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关系决定论对中医发展的束缚。所以还必须在生产力的研究上下功夫——从中西医学术的比较中，真正解决医学科学体系是“二”还是“一”的问题。这个说法，不少人觉得不以为然，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研究。其实，几十年来真正的症结恰恰就在于此——我们自己对于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与属性，的确缺少应有的深究。
回顾本人研究“中西医结合”或“中西医结合学”的过程及其思维历程，基本上是连环式的，沿着一个一个的学术问题，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的：
第一，要知道中西医结合，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医，什么是西医。
第二，要回答什么是中医、西医，首先必须知道中、西医各自的全部内容中，都包含着科学(基础理论)、技术、经验三个层面的知识。只有科学(基础理论)层面的知识，才能代表中、西医——反映着中、西医各自的本质特点与属性。
第三，要回答中、西医各自在科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本质特点与属性，首先必须知道中、西医各自的科学(基础理论)，是由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大要素构成的。
第四，当把中、西医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辨别清楚之后，中、西医各自的本质特点与属性就不言自明了。只有到这一步，才可能为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做出科学意义上的定义来。而中、西医两种医学科学体系在中国相遇一百多年了，科学意义上的中医和西医的定义，在当代中国出版的任何一本辞书上都找不到。
第五，当通过对中医和西医的定义，彻底辨明了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与属性之后，接下来什么是中西医结合？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学？中西医能否结合？中西医如何结合？这些半个世纪的学术难题，将不辩自明。
近年来，我对上述五个步骤的研究、思考，倍感欣慰。一方面，中医工作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颠倒的状况，有了解决的依据；另一方面，由于中医管理上长期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令中医学术在困惑中挣扎的状况，有了改进的希望。可以说，“曙光就在前头”！
四、学科的定义并非口号的解释
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可以从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方面进行，也可以从揭示语词的涵义方面进行。前者适应学科的定义，后者适应口号的解释。
〔一〕
1995年，当上述“连环式”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眉目时，本人发表了《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见《中医复兴论》第43页)一文。因为“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事实上包含着比“三个版本”更为复杂的解释，而且“中西医结合学”也包含于其中。“所以，我不仅要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词……更要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这就前面所讲的，为什么要从中西两种医学基础理论的比较入手的主要原因。
同年12月，当《论中医学的定义》(见《中医复兴论》第1页)一文发表时，我在结尾处说：“至于什么是‘西医学’，西医界的朋友一定会给出更权威、更科学的定义，此不赘言。”以往在思考中西医关系问题时，所谓的“西医”，原本就是“西医生物医学”。如果把9年前不便讲出来的“赘言”今天讲出来，那么“西医生物医学”（统称“生物医学”）的定义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后来，当《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发表时，对于自己所做的以上三个定义，自信可以经得起学术界的讨论与推敲。
至今我不愿意说对“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生物医学”所做的定义准确无误，而希望学术批评和科学检验。但是可以无愧地说：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从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研究这些定义的思路是全面的，正确的，在国内无可争议的处于领先水平。沿着这个思路，在率先为中医做出定义的同时，也率先在理论上打破了西方“生物医学”统治人类医学的神话——还原论基础上建立的西方“生物医学”绝非生命科学的全部，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比较小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期盼着学术界的讨论、批评、指正和争鸣。
〔二〕
2001年本人发表《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当时的本意是，希望“中西医结合学”的定义，还是由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同仁们首先提出来为好。所以该文第一部分讲了关于定义的若干规则和必要性；第二部分重点讲了“中西医结合”的定义与“中西医结合学”的关系；第三部分再以抛砖引玉的形式，介绍了本人对中医学的定义及其一些想法。出于急切的心情，《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中对几十年里“中西医结合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边装”的混乱状态，讲得多了几句。但诚恳希望“这一根本性的首要的学术问题”应当研究引向深入，这一点应该无可非议。然而，陈先生似乎并没有理解《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中隐含的苦衷，也没有留意该文为做定义所提供的若干基本要求。
〔三〕
陈先生在《也谈中西医结合》一文中，谈到定义时说：“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这个定义虽非千呼万唤，却是跚跚来迟，而且其中的毛病，的确不少。
首先是定义不当。比如，陈先生关于“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其实就是对这一口号的解释，而且是选择性的解释。因为这里所解释的，只是“三个版本”的其中一个含义。这就等于把其它“两个版本”排除在原有的“中西医结合”的内容之外了。况且，所谓的“定义”，好像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解词一样。把“结合”解释为“综合统一”，把原话中的“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的知识”压缩为“中、西医药学知识”。这是不能叫做“定义”的。陈先生原本想避免“同语反复”，结果仍然是同语反复。
又如，定义中“创造”之说给人的正面理解是，“中西医结合学”尚在“创造”之中。不言而喻，尚在研究、创造之中的未来产品，不能等同于市场上流通的真正商品。这就好像汽车的设计图纸尚未定型，制造汽车的原料、厂房、生产设备及其工艺流程尚未落实，而公路、车辆的营运业务，事实上已经热火朝天了。陈文在“中西医结合的外延”一段所讲的“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繁荣景象，与未有汽车，先有公路、车辆营运的热火朝天，非常相似。时空观念如此之颠倒，谁能不瞠目结舌！
再如，倘若“创造”指的是“中西医结合学”已经形成了，这当然是世人翘首期盼的。且看陈文中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定义是如何讲的：“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与方法，以及在中西医药学相互交叉综合运用中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关系等，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这个“定义”给人留下的盲区太多，让人横竖看不明白：“中、西医学理论”怎么来的，各自的核心、特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什么？中、西医的“方法”有什么异同，两者“结合”中是如何同时运用的？临床上中、西医药学是如何“相互交叉综合运用”的？产生“新理论、新方法”原理是什么？能否专门将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当然是不同于中、西医固有的理论与方法)公开给世人呢？用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关系”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体系在哪里？“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是什么？……本来，陈先生首先应将“定义”中所存在的盲区一一解释清楚之后，接下来再谈“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这样的研究思路，才符合逻辑顺序。不过有一种极大的可能，当盲区真正“解释清楚”的时候，陈先生接下去所能够讲的，大概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而不是什么“定义”了。如若不信，现在就请陈先生在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中，参照中医藏象和西医器官的层次，任举出一个（而且只须一个）不同于“中医藏象和西医器官”的新“概念”来。让人们从管窥之中，先想象一下“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全豹。这也许比云山雾罩的所谓“定义”，要实在得多。
其次是逻辑常识上的错误。人们常说：逻辑学是思维的原理，语言的法律。所以不论思考问题，还是行文、讲话，逻辑学的规则是不能违背的。陈先生喜欢讲逻辑学，但陈文中却存在着多处逻辑常识上的错误。
比如，陈文中关于“内涵”、“外延”含义的理解，与逻辑学的原意不属。记得20世纪80代初，中医界在反思中医发展中“重事业、轻学术”的失误时，提出了“加强内涵建设”的口号。 “内涵”二字是一种习惯性的借用，实际所指的是中医“学术”。而“学术”对应的是“事业”。所以，借用“内涵”二字的本来用意，在于强调中医学术对于事业的重要关系——即学术繁荣是事业发展的基础。陈文把“学术”与“事业”的关系，错用在“内涵”与“外延”的逻辑关系上，这当然不妥。这一误解，使陈先生将自己的“定义”变得南辕北辙、文不对题了。其结果，恰恰由自己宣告了自己所做的“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完全站不住脚。
又如，陈文中还提到他自己1998年所写的“论中西医结合的概念与定义”一文。这一题目，便不合逻辑。题目有“中西医结合”，则“概念”二字必须删去。这里并不是咬文嚼字，它反映的是一个明显的逻辑常识性错误——其错误的性质是，对“概念”的概念不清。
讨论到这里，油然想起孔子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名言比起前面的讨论定义，道说逻辑来，其重要性不知道要胜过多少倍。
四、打破桎梏复兴中医
姜岩先生在《东方科学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性》(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8月11日第5版)一文中说：“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和方法，与东方科学与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这话讲得很对。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患上了严重的文化自卑病。“整个近、现代史，我们都不断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文化优越感，甚至连认识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愿都似乎丧失了”。 在这一百年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瑰宝的中医，恰恰背负着种种沉重的桎梏。至少在今天看来，中医的命运仍然不容乐观。所以实现中医的复兴，远不像姜先生理想中的那种“必然”。当今最为紧迫的，首先是打破桎梏，拯救中医。这里从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一下制约中医和“中西医配合”健康发展的桎梏。
〔一〕
首先是来自中医自身的桎梏。本人在《当代中医的自医》(《中医月刊》2003年1月试刊号)和《中医复兴论》“前言”中，都讨论过这一问题。简要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中医自身研究对象的物质属性受到怀疑。即作为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也就是望、闻、问、切四诊所获知的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被排除在“物质”之外。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医学的本质特性及其立论基础。几十年来，以西医的实验研究为主要手段的所谓“中医科研”，企图为中医的理论寻找“物质基础”，就是证明。其二，方法论的贫困和扭曲。形成于中国春秋秦汉之际的形上学、哲学被定性为唯心主义；西方的形上学、哲学长期以来鲜为中国人所知；中医界对形成于近代的系统科学方法论缺乏必要的敏感性；而中医学立论之本的阴阳五行学说偏偏被戴着封建、落后的“政治大帽子”。因而使当代培养的许多中医，不熟悉甚至不会运用中医的理性思维了。如此状况，中医临床效果必然不会好。其三，中医概念(范畴)体系在“西化”中不断走向解体。在基础理论危机的状况下，令整个中医学术朝着“经验医学”的窠臼，日趋滑了下去。其四，学风空疏，人心浮躁。当今，理论问题无人深究，功利思想日趋严重。导致中医队伍的整体学术水平，随着滚滚潮流，日渐下降。
所以，以中医科学原理为基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核心的全方位的正本清源，是摆在当代中医学术面前的首要任务。
〔二〕
其次是来自客观环境的桎梏。用本人在《中医复兴论》第四篇“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一文中的提法，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近代科学主义。即用近代物理学、化学、数学的观念、方法、指标，作为衡量中医科学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使中医牢牢地置身于被验证、被解释、被改造阴影之中。其二，民族虚无主义。中医与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相连，处于不被理解、不被重视、反复批判、甚至扬弃的困境之中。其三，官僚主义。外行官僚主义、近代科学主义的官僚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官僚主义，与本文第二节中所说的出于长官个人意志的“三个版本”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地紧紧束缚、困扰着中医。其四，观望主义。几十年来，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长官意志催生的消极状态，中医事业错综复杂、积重难返而引发的畏难情绪……大大削弱了中医队伍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五，行政保护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医界对生产关系决定论直接、间接的种种反思，每每令中医行政管理部门感到了压力。故“成绩是主要的”，便成为行政保护主义的口头禅，相当程度地阻挡了中医管理的改革步伐。
所以，破除上述五方面桎梏，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颠倒的状况彻底纠正来，中医才可能取得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
再次是自我观念的桎梏。本文在这里，要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起。
杨维益先生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他的学者风范在中医界人所共知。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毕业生，最早以西医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又最早从反思中走了出来。1994年他发表了《西体中用与“证”的动物模型》一文（《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对以西医的“动物模型”方法研究中医的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批评。当时，他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中西医结合课题评审组成员。该课题评审组集中了全国中西医结合方面多位知名专家，其中包括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5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我与他谈到了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知名专家们，如何看待当今的中西医结合问题。当时杨先生说，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两句话。他绘声绘色地向我讲，对于中西医结合，大家不约而同的说法是：这条路的确走不通了。接下去又几乎不约而同地摊开两手说：那么，我们这一辈子不就白活了吗？听了杨先生的话，我没有为此而感到意外，并深信杨先生所说的，一定都是实情。
我深信是实情，不仅因为杨先生严肃谨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更因为他刚直不阿、不尚空谈的为人和品格。后来他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记录了上述情况，也记录了他自己。
杨先生在他的专著《中医学——宏观调控的功能医学》（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出版发行，2001年6月30日初版）的“前言”中，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对那“两句话”作了进一步的评论。他先以代人称的提法，指出了“北方某单位”带领下的“活血化瘀”研究和“南方某单位”带头下的“肾的研究”，并直接指出两者“劳民伤财”、“结论错误”的问题。紧接着他从自我反省开始，严肃地说：
“首先我要责备自己为什么在做学问方面不多下功夫，以致在中医研究方面走了那么长时间的弯路。其次，如果研究者当时能够认真些、严谨些，不要太早的下结论，全国也许不会将这种研究途径作为中医研究的榜样而进行全面且长时期的跟随”。
针对全国范围内长时期盲目跟随“北方某单位”、“南方某单位”的做法，他不无感慨地说：
“几十年的光阴，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钱，最后总算换得了与他的（本人注：这里指“两次南北”研究者）结论完全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五脏中的任何一证进行诊断的特异性指标是找不到的。对这两次南北误导的结果究竟如何评价？我们为此花了多少学费？难道我们不应当找找经验教训吗？”
接着，他针对作为中西医结合带头人的“两次南北误导”者，不讲实话、有误中医的问题，颇为动情地总结说：
“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要重新考虑。中医研究不能与西医划等号，包括盲目跟随西医在内。但是据我所知，似乎中医研究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在闭着眼睛的情况下进行下去。知耻近乎勇！如果仍就坚持以往的做法，不断向无底洞交学费，中医科研还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他在该书“前言”的最后，向读者交待了他急切地将这些实话写在纸上的真正目的：“主要在于表明中医与西医，中医知识与西医知识相互配合，对病人有好处。中医不能丢，需要存在与发展；中医也需要与西医合作……在本书付梓前，我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此刻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的心情，那就是：今生无悔”。
好一个“知耻近乎勇”，“今生无悔”！这是中国儒者以最高道德境界为基石，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标准。杨维益先生是当今少有的脊梁，一位可敬的勇者！因为他知耻，所以才有其勇。他把别人不愿意讲，在中医界却应当公开的实情，毫不掩饰、正义凛然地讲在了明处。如他所言，他也会“留个余地”的，但这“余地”与别人不同：“如果引起麻烦，就退出这个圈子，以免妨碍他人。老老实实做个草民”。2002年，杨先生在香港浸会大学退休之前，不至一次地告诉我：“从今以后，退出江湖”！从他的话中，我听到了他内心的坚定和悲愤。至今两年过去，他恪守斯言，悄然隐居，远近不闻其声。其实这也是一种勇，一种不与为伍之勇。然而，杨先生自己做到了“今生无悔”，但中医界却少了一位敢讲实话的功臣。正义如果会说话，应当把杨先生还回中医界。
这里还需要说明：对于那“两句话”，自从杨先生讲的那一天起，我一直另有保留。其一，说中西医结合“这条路的确走不通了”，对此要另作分析。“中西医结合”中也包括了“中西医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科学多元共存、共同繁荣，中西医各自的诊疗技术（包括经验）相互配合，通过中西医人员的团结合作，发挥两者的特色、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临床防治水平，这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世界人民的需要。至于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现在证明不可能，不妨留给历史；而用西医研究中医，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当然要立即回头！其二，生命是上帝所赋予的，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白活”。“西化”中医和“创造新医”的路走了几十年，当需要在歧途之处立起一块“此路不通”的指示牌时，经历其事的人负责任地做了，那怎么能说是“白活”？
其实那“两句话”，同时摆出了一个人生观念的大问题。人生旅途，就是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超越自我的历程中，不断进步、不断前进的。明知此路不通，却不想告诉后来人，让下一代再重复一遍失败的老路，那不仅是“白活”，只怕是犯罪——蓄意浪费他人生命和时间之罪！这是自我观念上的桎梏，是人生的大敌，今天若能摆脱，不要等到明天。
五、有中西医并重才有中西医配合
自从1982年国家《宪法.总则》写入“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之后，1991年我国又将“中西医并重”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有人认为，中西医并重就是要在人、财、物的分配使用以及管理机构、社会地位做到并重。那只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并重，仅仅是一个方面。真正的中西医并重，是生产力意义上的并重。即在尊重中医自身科学价值的前提下，按照中医的观念、标准、方法谋求中医科学体系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以丰富、提高中医临床技术水平和临床经验的积累。
我们强调“中西医配合”，因为它与“中西医结合”旗子下的“发掘”、“提高”中医和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的立足点完全不同：“中西医配合”首先承认医学科学体系是“二”，在这个前提下将各自治疗技术(经验)的优势加以配合，为的是共同提高临床疗效。而当今的“中西医结合”首先只承认医学科学体系是“一”，在不承认中医科学理论的前提下，用西医的观念、方法、标准来检验、解释、改造中医的技术(经验)。这种“结合”，习惯上称之为“中医西医化”。实质是把中医的科学理论体系丢掉了，把中医技术(经验)里用西医理论可以解释的部分化入西医。这当然是中医不能接受的。
在“中西医并重”面前，中西医的关系非常明确，那就是配合。过去的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金针拨白内障、中西两法治疗急腹症、肛肠病是配合，去年的中西药并用防治SARS也是配合。其实，在当代防病治病的实践中，中西药并用已经十分普遍。社会上对中西医配合最紧迫的需要是：改进组织、协调、管理机制；提高配合的临床水平；摆脱盲目的中西药并用，逐步向有机配合的方向发展。在我国，中西医配合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积极的对待。
本人在《中西医配合清议》一文中曾说过：“尊重历史，正视现实；两个体系，一个目的；学术上独立发展，临床上中西配合”。相信在人类文化、科学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关系不会改变。
今年5月31日，本人在写给有关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当今，人类医学发展中有三方面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其一，西医学（现代医学）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中，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首先从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声。其二，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中，中医的理论体系最完整，治疗方法最丰富，临床效果最可靠。因此世界范围内的‘重视传统医学’，首先应理解为重视中医。其三，在中医的故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执着’把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因此使中医从成熟的理论（科学）医学的高度，滑向了原来的经验医学的窠臼，朝着两千年前的水平倒退。即‘中医西医化’导致的中医理论、临床全方位的退化”。这当然“是中国的不幸，人类医学的不幸，全人类的不幸”！随着人们对“中西医并重”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关于人类医学科学体系究竟是“二”还是“一”的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明确，我们一定会尽快走出困惑，迈入坦途的。

2004年8月20日于香港浸会大学

paulgao

再转，上文的前文

“中西医配合”清议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李 致 重

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圈里既有中医，又有了西医。这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大好事，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中医和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关系，却一直是中国文化圈里争论不休的问题。二十多年来本人从科学学、软科学角度对这些问题做过一些研究，并发表有数篇论文。去年在香港防治“ＳＡＲＳ”的实践，才使我深深体会到，还是“中西医配合”这个提法好。

一、关于“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这个提法在中国出现近50年了。它与“团结中西医”一样，也是由毛泽东的号召性语言中演变而来的。两者最早的含义几乎一样，即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团结，两种医学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大众的健康服务。1958年以后，“中西医结合”的含义越来越多了起来。粗略一算，不下9种。（《中医复兴论》.中国医药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8页）。

在中国文字里，一字多义甚为普遍，一词多义却很少有。如果课堂上遇到一个有9种解释的词，不独学生无所适从，也要难煞老师的。“中西医结合”这么多解释，不能不令人质疑：具体工作和学术活动如何做起？大家遵循的共同标准又在哪里？所以从1982年起，我决定研究思考这一问题。

因为这个提法出自权威者之口，又盛传于中国，波及于周边国家、地区，而且当时已经有了“新医药学”、“中西医结合学”的说法。所以，我不仅要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词，去研究其定义，更要把它作为一门“学科”，从历史、文化、科学、医学等不同角度，做广泛的比较研究。我自知愚才无能，因此在整个研究思考中，始终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一文写写停停、修修改改，前后十易其稿，到1995年公开发表，历时14年之久。

其实，与其说“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倒不如说对这一提法的解释。当时的出发点仅仅是坚守严格的逻辑原则，在说明“中西医结合”本质属性和特点的同时，增加其内涵，紧缩其外延，使“中西医结合”的含义更清楚、更准确，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歧义。

“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故本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定义为：“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谓之中西医结合”。

其内涵有四。第一，人是科学知识的载体和研究者，首先要以中西医工作者的相互合作为前提。第二，学术是核心，在中西医两种医学还没有在科学的总体高度上融为一体的现实情况下，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是“中西医结合”的真正主体。第三，配合的目的是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提高临床疗效，这无疑是合理利用两种医学科学资源的最佳选择和最高标准。第四，讲“实践过程”，一方面因为从临床做起是中西医工作者团结合作，两种医学有机配合的基石。另一方面因为由实践到理论是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科学的进步，不能像神话故事里的呼风唤雨；从实践做起，在实践中积累，发展和成熟就自然而然地孕育于过程之中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时，其内涵就是“中西医配合”。而且我一直觉得，用“结合”这个词解释中西医的关系并不贴切。一方面因为50年代的政治习惯，结合一词的使用几乎到了泛政治化的程度，这在解释中西医关系时，便难免指意模糊。另一方面，结合一词的重心强调了合一，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更需强调相互的不同。而配合一词则比较中性，对于解释和营造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和而不同”的相互关系，则显得更为恰当。 这里顺便说明一点，以往讨论中西医关系的论文中，由于考虑到人们的习惯，所以只好沿用“中西医结合”的提法。

二、“学”字千钧重

当代世风浮躁，人所共知。连刮痧术、修脚术、占卜术等，也常常删去“术”字不用，易以“学”字而故作高深。所以“学”字虽然千钧重，当代却是满天飞。然而医学却不同。医学乃济世活人之学，临床上一方有误，可能误人一命；医学上一说有谬，将会误世害人无穷。所以，若用“学”字，更须慎之又慎。

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的愿望，同仁中为数不少。但是，愿望和现实是两回事，而且分别在天壤。医学知识，浩如烟海，其中有经验、有技术、有科学。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第一位使用“科学”二字的严复曾经说：“学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可见，科学指的是基础理论所揭示的该学科的基本规律、原理的部分。所以经验与技术，原不可与科学相互混淆的。

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翻译为中文的台湾学者苗力田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沿用亚里士多德之意特别讲道：“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苗力田译.形而上学. 台湾. 知书房出版社.2001年第1版9页）就是说，科学是研究者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获得的知识，其目的决非功利。技术源于科学，是满足人们现实应用的功利性手段。此说除了指出科学高于技术、经验外，更强调了科学的真理性、严肃性、圣洁性。所以,“中西医结合学”是否已经形成，应以此标准来考量；为其下定义，也应以真理性的“自然之理、必然之例”为依据。

本人写“‘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台北《自然疗法》.2000年第4期.第10页）一文，有这样一个思绪，即先对“中西医结合”做出定义或解释，然后再讨论“中西医结合学”如何定义的问题。为此，围绕关于定义的逻辑规则、逻辑结构形式、学科定义的原则这三项基本要求，在文中做了若干说明。

以后在报刊上，曾见到一些对于“中西医结合学”的定义。比如，“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 从定义的逻辑规则来说，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否则就是循环定义或者同语反复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个定义，逻辑学家肯定不会认同的。因为“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只是对“中西医结合学”这一语词在文字表述上的改变而已。作为学科定义，明显是“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的“同语反复”。故为循环定义，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在这里，我们再引用中学和大学一年级阶段时，人人熟知的10门基础学科的定义如下，希望为“中西医结合学”做定义时，作为参考的样本。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
　　化学是在分子、原子或离子等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以及变化过程中的能量关系的科学。
　　自然地理是研究地球表面环境特征、分布情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
　　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人体解剖学是研究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人体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各种正常功能活动和变化规律的科学。
　　组织学亦即显微解剖学，是运用显微镜和切片、染色技术，研究生物体各种器官和组织的细胞形态及其联系的科学。
　　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大分子（蛋白和核酸）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揭示生命现象规律的科学。
　　生物化学是研究细胞和有机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化学分子以及它们所参与的化学反应的一门科学。

以上10门学科定义，除了组织学、生物化学是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复合定义之外，其余八门学科皆是以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来定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医结合学”以中医和西医两门成熟的医学为研究对象，而愿望中的“新医药学”至今尚在“创造”之中，况且远远不到形成自身一整套概念、范畴体系的成熟期。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定义中，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的先例。这也许正是不得不为“中西医结合学”做出上述“循环定义”的原因。

三、当代是西医告别近代科学主义的时候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做法。当然，人们依据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在非生物领域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物质文明；人们也用同样的观念和方法在人体生理学方面解释了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上许多的生命现象。但是，人们至今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在生物学领域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成一个病毒。这就是说，如此最简单的生命，人们今天还没有能力制造出来。可见，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不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的一切。所以，它也不应该是医学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

尽管欧洲的笛卡儿、梅里特曾经出版了《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那样的著作，其实不过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一种学说而已。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的观点，很快被世界卫生组织所接受。虽然人们对此在不同层面上有过不同的解释，但是就医学科学而言，至少说明人类已经在医学领域里，认识到近代科学主义有局限性了。仅就这一认识来说，就是人类划时代的一大进步。

对于近代科学的局限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旅欧学者罗志希先生在他的《科学与玄学》一书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论述。他说：“近代科学界对于科学观念的一大进步，就是认定科学的性质是描写性的。”（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7页）所谓“描写的”，即是运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把过去人们不曾见到的现象、事实及其关系记录、描写下来。而“描写的”三个字，意在强调这些记录下来的另一些层次、水平上的所见，仍然是现象。也就是说，今天见到了过去不曾见到的事实、现象，并不等于说这些事实、现象背后的真正因果关系，也认识和揭示出来了。

其实在罗志希之前，即19世纪末叶，有哲学批评精神的科学家，如柯克霍夫（Kirchhohff）、马赫（Mach）、彭加勒（Poincare）、皮尔逊（Pearson）等人，就曾对“科学的原则，是自然界的立法，是绝对不移的……为之明定因果，自然界就会服从”的说法，批评为一种“武断的迷信”。哲学家休谟对“近代科学主义”的批评更彻底，他说：“我们的知识都是从感觉的印象而来的；感觉的印象成为观念。我们所谓的知识，只是从我们的观念相契或不相契而定。我们的知识范围尽止于此；至于宇宙的本体是什么，本体的因果是什么，我们一概不能知道”。（《科学与玄学》）

这些大师们的说法，与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经验的观点一致。“运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把过去人们不曾见到的现象、事实及其关系”描写下来，其中多数是技术发明，而并非科学发现。所以，爱因斯坦也曾大声疾呼：“因果律非存在不可”。因为他最懂得现象、事实是果，只有揭示其出背后的真正原理，亦即本质原因，才称得上科学。

2003年春季SARS肆虐期间，电视上播放过对北京市朝阳医院副院长王晨先生的一次采访。他是留学西医回国的学者，谈话中他也重复了近代科学是“描写的”观点，并说：现代医学其实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要是现代技术和经验。他是SARS肆虐的数月里，我所看到的讲这一见解的唯一的人。为此令我倍感兴奋！

据我的理解：当着现代西医借助物理学和化学的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从组织、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后，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即分子水平上人的生命现象与一般动物、甚至植物在这些层次上的相似性越来越多。于是接连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问题。其一，西医与人类医学本来的研究对象和目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因为这时候西医所看到的细胞、分子水平的生命现象，已经偏离了整体状态的人的生命现象，偏离了与天地（社会、自然）一体的，处于生、长、壮、老、已全部生命过程的人。其二，西医对疾病的深层诊断令世人倾倒，但治疗上却陷于空前的困境，特异性有效药物越来越难求。其三，针对于细胞、分子、细菌、病毒而使用的药物，使“真正的人”承受着越来越恐惧而又难以避免的毒、副作用。这些状况，正是现代西医面临的、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我把这一问题，称之为现代西医学悖论。

关于现代西医学悖论，其实托玛斯与亚里士多得在“原形与原质”的讨论中，早就把产生这一悖论的原理，给后人讲透了。“所有的人……都从原质与原形合成”。（曾仰如.《形上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增订版.第225页）

所以就人而言，整体水平上的人是原形，组成人体各种各样的细胞或分子是原质。原质是“潜能”，原形是“现实”。原质具有合成原形的潜能，但原形却限制着原质。如果原质脱离原形，它将无法独立存在。

按照这些原理，西医着重研究原质的人，中医着重研究原形的人。西医不研究原质的人则不是西医，中医不研究原形的人也不是中医。所以人类的防病治病任务，必须由中医和西医联合担负。只要原形与原质的原理不可推翻，中西医并存的格局将不可能改变。明智地讲，西医必须告别近代科学主义，也不要排斥和企图改造中医。因为西医不可能包揽整个医学科学，就像原质不能取代原形一样。

四、当代是重新认识中医的时候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不但丧失了主权，也患上了严重的文化自卑感。整个近、现代史，我们都在不断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文化优越感，甚至连认识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愿都似乎丧失了。”（吴清辉.全球化、中华文化与香港教育.月报月刊.2003年第3期）所以中国人怀疑和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这里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例，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告别经验医学，迈入理论思维阶段，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医学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应该说，没有阴阳五行学说，就不会有中医学。

阴阳五行学说原本不是中医的专利。《周易》是现存的最早讨论阴阳的代表经典之作。战国时期的邹衍创立了五行学说，并有《邹子》、《邹子终始》两本专著，可惜现在己经亡佚了。不过《黄帝内经》成书于邹衍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在《黄帝内经》中的完整地体现，应当视为邹衍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发挥。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始终是历代信守的中医重要经典，未曾有过动摇。

从19世纪后，先是一些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肆非议阴阳五行学说。如梁启超、康有为、俞樾、章太炎、鲁迅等。接着便是余云岫为代表的一些西医。非议阴阳五行，不外封建、落后、迷信之类。然而，“封建”是政治性概念，“落后”是时间性含义，原本与医学科学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迷信”，人常说“不知而信谓之迷信”。 而一些不懂中医的人凭着感觉而来的偏见，对中医的阴阳五行“不知而又不信”，则是更武断、更无知的迷信。这其实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在作怪。

自唯物辩证法传入国门，并于20世纪40年代末成为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准则以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时而被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时而被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浙江中医学校的杨则民写了一本《黄帝内经的哲学检讨》小书，以他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对《黄帝内经》做了一番诠释。虽然由于杨氏的作用，为阴阳五行学说保住了“朴素唯物论”、“自发辩证法思想”两顶“桂冠”，但是又同时使阴阳五行陷入到新的教条之中。因为杨氏的诠释，后来成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黄帝内经讲义》与《中医学基础》的范本，这就使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唯物辩证法的解释，而难以体现其“一般系统理论”的真正含义。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内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中医界至少出现过三次关于摒弃阴阴五行的讨论。1974年，身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要职的岳美中老中医大义凛然，顶风而上，发表了“评论五行学说先要懂它”一文，才算平息了这场摒弃浪潮。 钱学森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20世80年代他了解中医之后，多次呼吁“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并直接指出，中医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1998年，台湾学者邝芝人出版了他的《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邝芝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增订2版）他把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与20世纪70年代轰动世界的美国科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理论，相齐并论。在这里，由衷地感谢邝芝人先生！感谢他为邹衍、为阴阳五行学说平了反，感谢他把《黄帝内经》和一般系统论的之间切断了的线，重新连接了起来。

众所周知，方法论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动力。而长达一百年的近代，中医学方法论一直面临着被废除、被贬抑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医如何能进步、如何能发展呢？应该说，中医到今天虽然明显萎缩，但尚未消亡，这就是万幸了。所以我们在感激中医学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不能不感激为中医学求生存而奔走呼号、奋力拚博的几代中医老前辈。没有他们的支撑，中医也许早就不可想象了。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今天的中国人其实用不着为邹衍，为《黄帝内经》争什么系统论的发明权或知识产权。只要我们能认真地反思一下一百年来因为无知而剿灭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的罪过，并在今后够痛心悔改也就行了。而对于一百年来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中医来说，现在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医的时候，现在正是中医走向复兴的时候。

五、当代是中西配合、共同繁荣的时候

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原形与原质的原理，到现在两千三百多年了。这期间，中医从研究原形人入手，以整体层次上的证候为研究对象，用综合（系统）性方法去探索，按照综合-演绎的逻辑规律，总结形成了中医学科学理论。西医从研究原质人入手，以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为研究对象，用分析（还原）性方法去探索，按照分析-归纳的逻辑规律，总结形成了西医生物医学科学理论。原形与原质，综合方法与分析方法，演绎与归纳什么时候可以结合为一，是否还要再经过一个两千三百多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类问题的融合为一，是国内外至今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是超越当代人类理性能力的、甚至连想象也须小心的问题。更何况中医和西医各自眼前还有许许多多难题，正等待着各自去解决。

1991年，曾读过《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一书。其思路之混乱无序，令我惊骇不已。比如，该书中谈到中医的脾胃时说：“脾胃的功能，大体就是现代生理学（注：这里的”现代生理学“作者指的即西医生理学）中消化道的生理功能”（季钟甫.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北京.字苑出版社.1991年第1版.178页）。而1994年，《脾虚证研究思路方法的探讨》一文的作者，同样是用西医方法研究中医脾胃的，其文中总结说：国内开展的动物模型实验中，应用过的观察指标不下60个，大家公认的“相对特异的客观指针只有两个”（危北海.脾虚证研究思路方法的探讨.中国中医药报.1994年4月15日第3版）。不难看出，这两种说法几乎完全相反。如果以后者的总结为依据，把前者的“大体就是”换成“大体就不是”，其实更为恰当。

我不明白身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多年的《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的作者，为什么如此缺乏学者的求实与严谨。尤其在“中医生理”如此严肃的基础科学问题上，不可望文生义，更不可替换概念。在科学问题上我信守的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读过《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之后，对他带头游说的“中西医结合学”，令我不敢轻易苟同。

人们当年凭感觉而来的印象把中医定位为“经验医学”，与休谟所批评的“感觉的印象成为观念”几乎完全一样。“中西医结合”以此为立意起点，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仅就基础理论而言，中医和西医各自的篇目体系就大相径庭。中医学的经络、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方剂、药物等，各自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部分。西医学的生理、解剖、组织 胚胎、病理、药理、流行病以及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细胞生物、分子生物、微生物等，各自也是一个个独立学科。即使其中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相互配合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但是，假若要想“创造”出个“细胞、分子生物结合学”来，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更没有可能。

本人从事医学工作40余年。早年与西医杨万成先生情同手足，临床上中西医配合12年余。治疗过包括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毒性肺炎、化脓性烂尾炎、胆道蛔虫症、肺脓疡以及非手术治疗宫外孕等许多疑难重症。中西药在什么阶段配合，如何配合，至今历历在目。后来在北京，又与西医刘铁林先生同室工作16年余，至今仍常在中西医理论问题上切蹉琢磨，疑义相析。并与他合作写下了“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一文。有一次，彼此一起讨论起这些年的体会，记得当时我们概括出这样几句话：尊重历史、正视现实，两个体系、一个目的，学术上独立发展、临床上中西配合。

自从20年前读叶天士临终时告诉儿子的一段话之后，我才感觉到此生本不该从医。叶氏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我不敏、又学浅，常常担心救人有失，反成刀刃。故每每进入诊室之前，便默念一遍这段话。在写下“'中西医配合'清议”这篇文字的时候，自然也铭记着叶氏的名训。

谈到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自古以来，清议是中国读书人讨论问题的一种习惯--只代表自己，不强加于人，有用无用，说说而已。以上所及，就算是本人对“中西医配合”的一点清议吧。

2004年3月14日

DOCTOR

我希望兄弟们注意帖子的主题，不要改换论点

一点都不了解中医药，甚至连流于表面都做不到的兄弟就不要参加讨论了。（学中医理论应该和吃甘蔗一样，渐入佳境，最后痴迷）

我有清张镜所著《刺疔捷法》原本，其循经刺穴治疗疔疮之效果远远高于用抗生素治疗，使黄童白叟免于疾患之忧，可以补中医疡科之遗。这等理论西医是无法参祥的

paulgao

对于偶所爱好的科幻文学，也有同感，在中国，观念不改，永远都只能是文学中的边缘科目。

[ Last edited by paulgao on 2005-1-19 at 14:45 ]

我痛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laterxu at 2005-1-12 08:54 PM:
不知道写这个文章的人，当你或者你的亲人有病的时候，尤其是有危及生命的重病的时候，你会选择中医还是西医？
西医是现代科学的体现，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对比一下以前的人和现在的人平均寿命就知道西医为人类带 ...

既然你不是学医的，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医学呢？哈哈哈哈哈

我痛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lyyq at 2005-1-12 11:08 PM:
呵呵，没想到专门网上也能看到关于医药方面的讨论。
俺是学西药的，在药圈里混迹多年了，对中医了解的不多，但是接触并操作了不少中药，想在这里说两句。
祖国的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诊治方面没得说，但当前 ...

中药注射剂的确质量难以控制。这正是中国医药工业的薄弱。比医药、比军事，实际上是比工业水平。

DOCTOR

中医讲求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对于急症的治疗同样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技术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些，比如浙南山区多毒蛇，遭蛇伤后没有相关抗蛇毒血清按理说是必死无疑了。（西医把蛇伤分神经毒、血液毒和混合毒，中医分成风毒、火毒和风火毒）

在这个时候，假如没有那些草药或者草头郎中，等送到医院恐怕就来不及了。我们能说这些草药不行？季德胜蛇药不行？对于一个山野村民，难道也会像那个通讯中描述运 二巯基丙醇 那样动用汽车和飞机吗？
对于蛇伤，难道就不能算急症？中医同样有相当的经验和治疗手段。并且有蛇伤不泻，其毒内结的理论

[ Last edited by DOCTOR on 2005-1-19 at 15:12 ]

我痛

存在就是合理的。随着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加深，一切问题都会有答案的。
人，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什么CT，MRI....能有人厉害吗？
生命是如何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的？他怎么知道哪个细胞分化成什么组织、器官？这些问题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才能解决的。
要不是工业发展了，有人会怀疑中医吗？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听说过显微镜。
中医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中医的问题，而是人类在认识事物、追求本质的一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学中医的，就把中医学好，用好。我们用我们的手艺挣钱、吃饭。
学西医的，同样。有能力把生命的起源搞清楚，就更好了。
搞理化的，搞原子弹的，把最新的技术用在医学上来，帮助人类认识自己。
这样不就好了吗？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毛主席说

yogibear

赫赫，看来像Doctor 这样的杏林高手都出来了。

我也相信中医，这种凝聚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的瑰宝。可惜为什么就没人把它紧缺华，理论化，数量化呢？像经络学，穴位这些东西，中应为什么不能上身到科学的高度来传播呢？难怪往往被西医认为是有‘巫术’，江湖道士那一套。sigh..

DOCTOR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yogibear at 2005-1-19 15:21:
赫赫，看来像Doctor 这样的杏林高手都出来了。

我也相信中医，这种凝聚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的瑰宝。可惜为什么就没人把它紧缺华，理论化，数量化呢？像经络学，穴位这些东西，中应为什么不能上身到科学的高度 ...

呵呵熊熊又要给我带高帽了。不敢不敢，对中医我只是稍知皮毛，不敢妄说。

假如对中医的认识还仅限于巫医，那也太落后了，战国时期的扁鹊大伙肯定知道，在司马迁《史记。扁鹊传》中就提到病有六不治，最后一条就是“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那时候扁鹊就已经提出了反对巫神迷信的唯物主义思想

假如对中医的认识还是仅限于巫神迷信，那简直不敢恭维了

落后并不等同于淘汰，假如我们能很好的传承，并集人力物力财力来研究，肯定能发扬光大

我痛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yogibear at 2005-1-19 03:21 PM:
赫赫，看来像Doctor 这样的杏林高手都出来了。

我也相信中医，这种凝聚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的瑰宝。可惜为什么就没人把它紧缺华，理论化，数量化呢？像经络学，穴位这些东西，中应为什么不能上身到科学的高度 ...

又是一个不懂装懂XD。
你的问题很普遍。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
我问你，为什么你有 10根手指头，不是8根？为什么你是男的，不是女的？为什么你妈妈生你的时候要痛？为什么你妈妈要生你？这些问题不能上身到科学的高度？能不能理论化，数量化呢？

我痛

认识自然，认识生命，不要浮躁！
以前人们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但是错了，但也不完全错。
相对论和牛顿定律谁错？谁对？
原子核何其小，但原子蛋能量何其大？
生命何其小，但生命的创造力何其大？
所以，疑问是对的，关键还要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