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选的贡献是什么？

sakerping

请教一哈
网站上就写着是汉字激光照排第一人
但是也太苍白了……
另外还知道清华的那个谭浩强，搞计算机教育什么的

x_majx

我也只知道   汉字激光照排第一人！

charlestan

汉字激光拍照就够牛的了
第二次印刷术啊

patriotcncn

这个解决了汉字信息化的一个重大问题。

cqboy007

同问   请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一下在现实中的重大意义

patriotcncn

就是汉字通过计算机处理后输出到屏幕和打印的问题。

larryh

在整个一个高科技含量领域——中文照排，中国人占世界绝对领先地位，而且这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不是那种国内鉴定会鉴定出来的领先，除了王选的发明的技术，还有什么？这就是意义

中文印刷行业，王选发明的系统占据国内市场85%以上，海外90%以上，无论技术、价格、效果，外国人很难打进来，中国人还有哪个行业不靠低层次企业家廉价竞争，不靠低工资残酷剥削，而做到在世界面前这么牛？这就是意义

[ 本帖最后由 larryh 于 2006-2-15 13:31 编辑 ]

没本本的53

汉卡……8X年的事了，UCDOS等等等等，WPS，中文照排，没他这些都是0

larryh

QUOTE:

原帖由 没本本的53 于 2006-2-15 13:49 发表
汉卡……8X年的事了，UCDOS等等等等，WPS，中文照排，没他这些都是0

UCDOS/WPS没王选什么事，从技术上，这些比王选的来讲太小儿科了，连求伯君、史玉柱个人都能搞出来

没本本的53

我的意思是，王选是基础

patriotcncn

QUOTE:

原帖由 没本本的53 于 2006-2-15 15:23 发表
我的意思是，王选是基础

说的很对，王选解决了汉字字模的问题。

angelmario

我只晓得谭浩强的书,大学教材用的比较多些.

patriotcncn

QUOTE:

原帖由 angelmario 于 2006-2-15 18:37 发表
我只晓得谭浩强的书,大学教材用的比较多些.

呵呵，老谭的Basic和C语言教材比较经典。不过我听清华大学的老师说过一些老谭的传说，呵呵。现在老谭好像在中央财经大学。

angelmario

嘿嘿  PM 传说.

larryh

当代毕升、中国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的故事（1）
作者:赛伯时空　2005年10月13日 13:59 来源:赛伯时空

八百多年以前，一位聪明的工匠用泥做了些小字模而流传千古，他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升。然而，毕升的发明并未在中国得到推广运用。四百年后欧洲谷腾堡发展了活字印刷技术，不仅用它来印制《圣经》，还用它大规模印刷各种图书。正是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才有文艺复兴，才有工业革命。

毕升的活字印刷术，之所以在中国被束之高阁，除了封建制度的窒息和生产力落后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汉字数量庞大，给印刷业的自动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二三十个字母，加上各种大小的字体，印刷字模也不过一百多个；而汉字有5万多个，一个字就需要一个字模，且不说还有宋、楷、黑等不同类型的字体和大小不一的字号。每印一本书，都需要由排字工人从铅字库里费力地“捡字”。这些铅字模在使用后，通常还需经过熔化，再重新铸造成新的铅字。

20世纪初，国外出现了一种利用照相原理来代替铅活字的排版技术，实际上是“西文打字机”加“照相机”。70年代国外的印刷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光照排机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而我们的印刷业却还在汉字的“丛林里”艰难跋涉。

然而，我国自己的一项伟大发明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印刷行业的命运，这便是“精密汉字照排系统”，北京大学王选（1937- ）教授的惊世之作。他的发明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大步跨进“光与电”的时代。他被公认是对中国印刷出版业的现代化作出最大贡献者之一，被人们赞誉为“当代毕升”和“汉字激光照排之父”。

青年时代的王选走过一段坎坷的历程。他1937年2月5日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轻松自然的学习气氛中，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1954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他毅然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尽管这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他认为越是新的领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大，而且计算机在今后社会发展中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专业的选定，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王选后来感慨地说。

1958年，王选毕业留校，当时我国正掀起研制计算机热潮。由于计算机人才奇缺，才未受“右派”父亲株连而被留校当助教，参加到我国第一台红旗计算机的研制。长年累月的忘我工作，使他重病缠身，不得已返回上海养病。但他仍以强烈的事业心自学电脑软件理论，成长为当时国内研究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著名专家之一。

1974年，电子部等五单位发起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748工程”。北大数学系讲师、王选的夫人得知这个信息，立即回家告诉在家养病的王选。他再也躺不住了，攻克汉字处理难关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多少次，在病床上，他在头脑中勾画着美好的前景：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让计算机技术与中国出版印刷业联姻，插上再次腾飞的翅膀。

larryh

当时国内已有五家院校和科研单位申报承担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王选决定参加这场竞争，“因为它的难度和价值吸引了我”。没人知道王选初涉这一领域时的艰辛。在作研究前，他必须先弄清国内外的现状和发展动向。为了广泛查阅资料，王选往返于北大至科技情报所之间，每次两角五分的公共汽车费都舍不得花，常常提前下车步行一站。由于缺乏经费，他也常常用手抄代替复印。

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做好充分准备的王选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决心独辟蹊径，跳过前三代机，直接向国外最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发起冲击。这四代机的发展在国外用了整整40年，而王选则想把40年代历史压缩进他的照排机蓝图里。

一旦选择这个目标，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就成了最大的难题。汉字字模的组合高达100万个以上，若采用传统的点阵汉字，储存量将高大200亿位。那些日子，王选满脑子的汉字横竖弯勾，连做梦也尽是笔画，终于想出了用数学方法计算汉字轮廓曲率的“高招”。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奋斗，他就像一位魔术师那样，让庞大的汉字字模减少了五百倍，扫清了研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最大障碍。

1975年11月，北京召开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王选报病参加了会议。由于身体虚弱，说话困难，由他的妻子代他发言并用计算机展示了模拟实验的结果。王选的方案在多数人就像听“天方夜谭”，有人甚至说这是王选的数学“畅想曲”，是玩数学游戏。回家后，王选夫人开玩笑说道：“咱们还是算了吧。”王选却认真地回答：“干！不到长城非好汉。”

从此，王选几乎放弃所有的节假日，努力使自己的方案完善并具体化，一步步解决高倍率汉字压缩和高速不失真还原轮廓汉字等难题。电子部“748工程”办公室得知王选的方案后，组织专家进行了全面的考核。1976年6月，王选的方案完成了模拟实验，获得了一致好评。同年9月，“748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终于正式下达给了王选所在的北京大学。

就在王选紧张地投入研制时，全球著名的英国蒙纳公司，凭借着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也正在加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机，想一举占领中国市场。面对双重压力，王选只是默默地加快自己的工作进度，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新方法，照排控制机上的电路板，那些由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尖端高科技设备，大多是王选他们自己动手做出。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它的动作，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转眼之间，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王选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各种精美的字形、字体、花边、图案美不胜收。1980年，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

larryh

通过鉴定验收后，王选和他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向实用性的激光照排机发起冲锋。在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支持下，一个响亮的名称——华光电子排版系统，象征着中华之光，照亮了神州大地。1985年，新华社第一次采用华光机排出了新闻日刊；1986年，《经济日报》在华光机支持下，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并于翌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的报纸。它的印刷厂在一举卖掉了全部铅字后，还举行了隆重的“告别铅与火”庆祝大会。

当时，人民日报社曾引进了两套美国HTS照排系统，价格比华光要贵15倍。但是，一直到1989年，经过该公司派人长期调试后，仍因故障太多无法使用。人民日报社焦急万分，只好向王选求援。王选二话没说，立即带领若干技术骨干奔赴报社，对美国HTS系统进行改造，终于让国外进口的“洋机器”起死回生。美国HTS公司总裁在离开中国前，对中国同行讲，他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地球上再没有什么HTS公司。

在巨大的成功面前，王选并没有满足，他甚至有一种负债感。他动情地说：“国家为激光照排投入了1000万资金，需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来回报国家。”为此，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在他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方正公司，将王选不断发展的更先进技术成果推向市场，全国出版界已有80％使用了国产激光照排机；在港、澳、台地区，已有100家华人报刊和出版社采用“方正”；在全世界几乎凡有中文出版物的地方，方正产品都占有绝对优势。当国外电脑企业纷纷大举进军我国市场的时候，惟独在出版领域，那些外国公司则悄悄地撤出了中国。

祖国没有忘记王选为出版印刷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他获得了我国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殊荣。

王选，这位“当代毕升”以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托起了中国出版印刷业的伟大革命，为国家创造了数十亿元的效益。王选院士说得好：“我们所干的是前人没干过的事业。”毕升们的后代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列祖列宗

larryh

王选：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抉择
　　
　　1999/08/17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 “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６０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 “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掌声）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笑声）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解析几何是当时已经是一级教授、中国最早的学部委员江德常先生；数学分析是１９８０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的陈立本先生，他当时是３４岁的年轻的正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教高等代数的，就是丁石孙先生，现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他是非常优秀的、出类拔萃的，我们那时候的系主任段学福先生准备拿六个人去到清华把他给换来。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
　　
　　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 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24岁时，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维那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ＩＢＭ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Beiji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从１９６２年开始听RadioPeking（那时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B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 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到了文化大革命，英文也懂得了，又很少有人这样做了——是“收听敌台”，不得了（笑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谁都可以揭发，就给揭发出来了——王选收听敌台。当然，因为我也比较公开。其中在１９６５年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加拿大的总统库马到中国来访问，刚到中国的第二天，加拿大国内发生政变，把库马赶下了台，一国总统到中国来访问，各种媒体本来是有很多消息的，忽然两天之内，一点消息都没有了。我从ＢＢＣ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消息，说已经政变，库马已经倒台了，我又挺爱说这些事儿，给大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我吃了大苦头，我还在上海养病就把我揪回来，参加学习班等等，这个就作为一条。

larryh

　　
　　第四个抉择是１９７５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我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我又比较掌握英语。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着急看文献。因为我不是中国最早搞照排系统，最早来从事淘汰铅的这项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国已经有五家，他们都用模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去情报所看资料的时候，车费单位不好报销的— —我正在病休“吃劳保”，拿了劳保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所以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五分钱。资料复印也不好报销，就只好抄，至少是个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借杂志都有登记的，所以我知道从来没人借过。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扫描的这种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九百万个点（3000*3000）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他是26个字母，在中国来讲，两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
　　
　　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用一种轮廓的描述、一种特征的描述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那么，假如说是一个纯粹的数学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的计算机，中型的，个子很大的计算机，速度还及不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的话，要算几万个帕节，这几万个帕节运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钟采测一两个字，而我们要求一秒钟采测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呢，他就会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于有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对这种关键性的操作、特别费时间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把它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惜当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说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版系统。他们就觉得这个简直有点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笑声）我从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当时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和长城光学所的一批权威都是在光学上非常出色的，这么多的光学机械权威，所解决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复杂，动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这么古老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个小卒用一种数学的描述，软、硬件结合一下，就解决了？这不可思议。所以我被批判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是不可信的。当时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家的一句话，一直鼓励着我。美国或者世界上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奎因，曾经说过，他在没有成名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人们经常回答说：“ｃａｎｎｏｔｄｏ！”——“做不成的！”— —对“ｃａｎｎｏｔｄｏ”的最好的回答就是“ｄｏｉ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你自己动手做！”
　　
　　我就从１９７０年自己动手做，一直做到１９９３年的春节。一直做，做了差不多１８年，１８年的奋斗。１８年里头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礼拜天，也没有元旦，也没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儿工作，上人物春秋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够体会一句名言，“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么生活。”我家里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的乐趣，但也能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的乐趣。当然这个乐趣是难以形容的，看到我们全国的报纸，９９％都用了北京大学开创的这种技术，这种既感动又难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种享受。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欣赏到他们的杰作，他们做的漂亮的结果（像日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汽车杂志，双周刊，每期１５００页，这里头非常漂亮的版面，就是我们自动排出来的。我下面可能还要说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自己创造的东西的体现，那种享受是难以形容的。
　　
　　第五个抉择是在８０年代初，致力于商品化、企业化，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艰难，到１９８６年也没人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商品，当时那种空气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市场化。到１９９０年才感觉到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有一点贡献，可能跟我比较“看破红尘”有关。（笑声）我从来不把鉴定会当回事，因为鉴定会就是庆功、友好，最后大家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鉴定有鉴定的一套办法，使得既不丧失原则，又让被鉴定者非常的舒服。我从来不参加鉴定会，因为人家特别愿意我去参加一些我不懂的领域的鉴定会，因为我有点名气，又不懂得，这就特别有利。（笑声）什么叫不丧失原则，就是给他加很多限制词，说什么“国际领先水平”，其实那个国际领先一点价值没有，市场上根本不接受。假如我们都相信鉴定会结论的话，我们好多好多是领先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早就成为世界超级产品大国了，怎么会我们的产品就跟外国竞争不过呢？
　　
　　所以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名利观，正确的名利观对人的成就影响非常大，我很赞赏欧美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老想去求诺贝尔奖，他怎么可能会专心致志去做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呢一个人不要为暂时的利益所迷惑。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作我第四个重要抉择的时候，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的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实印刷行业中要用到很多计算机方面尖端的技术，而且印刷厂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厂比印刷厂数量还要多，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前景美好的领域，当时在计算机领域被人看不起。我觉得经常是这样的，赶潮流往往不行，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来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笑声、掌声）而且我相信有些现在坐冷板凳的，将来会物以稀为贵。好比我们当年致力于商品化、产业化，当时是“物以稀”，很少人这么干的，时代转变了，我们一下子成为了典范。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１９９２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２６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３８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６１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５５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五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５５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５５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笑声，掌声）
　　
　　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笑声）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６１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笑声，长时间的掌声）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所以１９９２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笑声）但是我到６１岁才这么干的，以前一直是奋斗过来，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
　　
　　一个将来时态。（笑声）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笑声，长时间的掌声）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５５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８６３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５５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４５岁的。王安创业时是３０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３１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４０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２２岁。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１９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３０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笑声）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的，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讲这段话时一直有笑声、掌声）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 + We = Full I”，大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 “Ｗｅ（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谢谢。

whysn - X62-1103

详细！感谢楼上的朋友！

aningstar

这才是真正的科技工作者

tsyh

支持，真正的科技人。

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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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patriotcncn 于 2006-2-15 18:52 发表

呵呵，老谭的Basic和C语言教材比较经典。不过我听清华大学的老师说过一些老谭的传说，呵呵。现在老谭好像在中央财经大学。

要拍一块小砖了.

我觉得谭的教材适合入门....作为深入研究的东西就不能说是经典了.

还有老谭的东西Basic和C讲的不错.但是他的JAVA和C++就不是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