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西藏问题比较热，转一篇专门的论述文

清风不识字

王力雄 一、西藏的宗教问题 　　

　　千百年来，作为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西藏地区、藏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几乎无时不受到一个宗教问题的影响，每当做出一个前进的举措，就不能不面对一个宗教的阻碍，西藏宗教已被世界公认为西藏传统社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特的视象。
     如何对待西藏宗教？如果仅仅是要消灭它，让西藏人都成为无神论者，那是做不到的。仅从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而言，没有宗教，人也是很难在那里生存的。西藏宗教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僧侣宗教，一是百姓宗教。前者深奥无比，后者则更多地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与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严酷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是产生其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
      西藏文化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神灵鬼怪，为什么有那样强的宗教需求？而同是从印度传进的宗教，在西藏又为何变得那么沉重和森严，既不同于中国的佛教，也不同于印度的佛教？对这些疑问，只有脱离城市文明提供的一切，直接置身于西藏自然环境中，去体会那里的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以及人心之寂寞，才能多少有一些理解，恐惧是其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无法存在有规模的人类社会，人只能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狂暴的自然。当人单独面对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时，会产生被“巨大”压倒和被“未知”恐吓的感觉。藏人世世代代在这种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援助的恐慌，经历灵与肉的磨难，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升华出神灵鬼怪的图腾。
     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恐惧。恐惧与解决恐惧相辅相成，越恐惧，越急于解决恐惧，而在对恐惧进一步的思考和阐释中，恐惧又会进一步地深化。在无法逃避和解决恐惧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更大的恐惧——明确和有规则的恐惧，那恐惧超过一切恐惧，但是只要服从和依附那种恐惧，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未知的恐惧在心理上造成的重负。也就是说，恐惧是他们生命历程中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经过升华的恐惧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他们必须膜拜恐惧，服从恐惧，以复杂的礼仪祭祀恐惧，才有可能通过对恐惧的顺应，在恐惧的规则和强大保证下，获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脱。这样的恐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有神的性质。西藏宗教崇拜大量狰狞恐怖事物的根源就在这里 [1] 。

　　因此，西藏高原的环境注定了藏人不能没有宗教。没有神的指引和支持，人在那种恐惧环境中是坚持不下去的。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有一天所有的宗教都趋向消亡，西藏宗教也可能会保存到最后。

　　自然的严酷和生活的艰辛，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力感，使藏人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来世。“来世”构成西藏宗教的核心部分，主张人以今世的忍耐和苦行，去修炼来世的正果。而在崇拜恐惧的宗教基础上，对来世的追求往往体现为现世的自虐。西藏宗教从观念到方法都有不少与人性相悖之处，甚至热衷于对人性的扼杀。

　　除了近乎自我摧残的苦行和将生命中大量时光付诸宗教仪式，藏人还必须将自己财富的相当一部分奉献给种种繁复的宗教形式和宗教活动，包括建设寺庙、供养僧侣、举行宗教仪式、朝拜或为宗教义务献工等。达赖时期的藏ZF，每年财政收入的 92 ％都消耗于宗教方面的开支。即使是今天，据估计，藏人每年的收入也约有 1/3 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千百年来，藏人的血汗不断地耗费与沉淀在寺庙之中。

　　宗教是传统西藏一切活动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侣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据梅·戈德斯坦（ M.Goldstein ）的计算， 18 世纪西藏的喇嘛僧人占总人口大约 13 ％，也就是约有 26 ％的男子出家为僧 [2] 。而中国藏学家李安宅 1947 年对西康德格藏人进行的人口抽样研究得出，僧侣所占的比例高达 33.25 ％ [3] 。西藏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认为是世界之最 [4] 。僧侣脱离社会劳动，终身享受他人供养，既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又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二、神界轮回 　　
     藏人不能没有神，但在崇拜具有强大力量的宗教基础上，对原有的神进行置换却是可能的。而实现那种置换的前提之一就在于新神要比原有的神更为强大。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藏人通过事实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西藏全部精锐兵力在解放军面前如摧枯拉朽，达赖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 1959 年，数万武装叛乱者云集拉萨，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从此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藏人心目中认可的神，首先在于神能够取得胜利，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并且神应该是要求明确、手段严厉和赏罚分明的。毛泽东的强大与藏人在宗教意识上的恐惧感以及被慑服的需求发生了某种微妙契合，因此有了使他们崇拜的对象发生转移的可能。

　　要推翻已经被藏人在千年时间奉为神圣的天理，不可能没有神的作用。即新神把旧神踩到了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毛泽东思想体系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新的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性方面的满足。因为无论“来世”的宗教观念如何深入藏人之心，那终究是一种后天的修行和制约，而“趋利避害”是人生而俱来的本能，肯定强于宗教对人的约束，因此有压倒宗教的必然力量。

　　一旦“皈依”到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内，底层藏人以极端的方式去砸烂旧世界，以表达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和西藏宗教的传统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 1960 ～ 1966 年），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典型特征之一是影片与画报上的毛泽东从一座遥远且具寺庙风格的城楼上挥动红星军帽——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并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那个年代，在藏人的潜意识里，他们心中的神在相当程度上已从达赖喇嘛换成了毛主席。那是天地重造，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

　　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造神运动进行分析，其意识形态至上（信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天堂）、对导师和领袖（上帝）无条件服从和崇拜、政治学习和洗脑（讲经布道）、主张改造世界观（觉悟）、鼓励反省和自我批评（忏悔），严格的纪律（戒条）和残酷的惩罚（宗教裁判），强调奉献与甘愿吃苦（苦行）……大都在西藏宗教中能找到对应的宗教要素。因此，毛泽东思想体系与底层藏人的宗教意识没有太大冲突。何况，历史上中国皇帝一直被藏人视为文殊菩萨化身，在神的等级上比达赖喇嘛代表的观音菩萨还高。毛泽东正是被许多藏人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

　　当年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具体方式不同，精神实质却和喇嘛教很接近，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红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没有本质区别。对普通藏人百姓而言，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份量，能满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革命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尽管当时的统治是严厉的，有极左路线和种种政治运动，但那主要是针对上层阶级。***颠倒了以多数人苦难维系少数人特权的关系，西藏底层民众可以放心大胆地跟随，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一方面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而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阶级。那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

　　在底层藏人心目中完成的这种神界轮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曾奋起去摧毁过去被他们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 [5] 的组成部分。然而事实是，由于西藏的遥远和交通不便，当时只有少量红卫兵进入西藏，即使有人参加砸庙，也只能是象征性的。而西藏数千座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不是当地人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摧毁。当时进藏的红卫兵大多是在内地学习的藏族学生。他们返回西藏往往保持着“首都红卫兵”等称呼，这可能是后来把问题搞混淆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革命与探家相结合），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各地的砸庙随之开始。

　　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当时的西藏政权其实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解放军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 60 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一片废墟。

　　这里说西藏寺庙主要是被藏人所砸，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这不是一个责任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这些行动中，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自己能够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本来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

　　 1969 年，西藏曾再度发生藏人的武装反抗——当时称为“再叛”，波及 40 多个县。叛逃的达赖方面将其视为 50 年代西藏反抗的延续。实质上二者已经有很大不同。 50 年代的西藏叛乱，底层参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 1969 年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是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那些土地和牛羊恰恰是***剥夺上层分给他们的。当时还有一些文化革命过程中的“造反”或“派性”也被定性为“叛乱”，或由于处理不当而被激化为“叛乱”。 [6] 后来中央认识到这一点，改变了“叛乱”的定性，动乱也很快被平定。与当时遍布整个中国的派性、武斗等动乱相比，西藏还应该算是稳定的。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思想体系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

　　三、拔乱反正 　　

　　毋庸讳言，像对全国人民一样，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也给西藏带来了浩劫。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大量过激行为。班禅喇嘛当时所写的《七万言书》对此有不少描写。遍及西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教”、“四清”、“一打三反”、“清队”、“社改”、“双打”、“基本路线教育”、“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小班禅”……文革结束之后， 1980 年西藏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提到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 [7]

　　从 1962 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一直到 1980 年胡耀邦视察西藏，西藏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样一个基本论断之上的。正是由于那个理论，使“民族自治”的原则可以被抛在一边，因为按照那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各民族的革命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就不应该有民族区分。所以，闹民族性就是破坏阶级阵营，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亲不亲，阶级分”，不能以民族分。按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要求只能由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族干部担任，在总共 13 个副主任当中，只有四个是藏族干部 [8] 。 1973 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包括拉萨市）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只占 35.2 ％ [9] ； 1975 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只占 23 ％ [10] 。

　　对百姓来讲，借文革之风实现的公社化使政权控制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 1966 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 1200 余户，到 1975 年，只剩下 67 户 [11] 。扎朗县曾经有 3000 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也都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 [12] 。公社化遏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农牧民的生活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提高。根据当时的评估和统计， 1980 年，全西藏有 50 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的互助组时期，其中有近 20 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 180 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 [13]

　　在西藏进行拨乱反正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到一星期，就在 1978 年 12 月 28 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在 1979 年 3 月在北京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几天之后，提前释放了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 376 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 6000 余人，一律“摘帽”。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1980 年 3 月 14 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 31 号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 4500 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会上，胡耀邦要求解决六件大事： 1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2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3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4 ?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5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6 ?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 [14]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决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来的走向。

　　将胡耀邦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 50 年代中央ZF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是主动给西藏自治权利，或是允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无疑，“六条”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讲话之后，从 1979 年的 5 亿多元增加到 1994 年的接近 29 亿元；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 1979 年的 1 亿多元增加到 1993 年的 9 亿多元 [15] 。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 31 号文件就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16] 有史以来的中央政权都希望边疆少数民族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绝对服从的，似乎是第一次，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这样讲，更是以往不敢想象的。

　　胡耀邦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问题，但在 31 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的讲话强调了加强藏文化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为贯彻胡耀邦加强藏文化的精神，自治区党委和ZF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和开会都得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17] 。对比历史上中央ZF皆想方设法让少数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ZF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 [18] ，这种自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做法弥足可贵。

　　不过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汉族干部让位给藏族干部。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出台。当时西藏共有干部 5.5 万，其中汉族干部 3.1 万，准备内调 2.1 万；有工人 8 万多，其中汉族工人 4 万多，准备内调 2.5 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 9.2 万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19]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 12.24 万人 [20] ，就是说 75 ％的汉族人口计划在胡耀邦讲话后离开西藏，后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使西藏的很多单位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但 1980 年到 1985 年，五年之内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仍减少了 42 ％。

　　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让出了上万个干部编制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数万藏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ZF部门的关键职位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族干部只能担任副职。藏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GA、司法等要害部门。到 1989 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族占了 66.6 ％，省级官员中藏族占 72 ％，地级官员中藏族占 68.4 ％，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族，全区 75 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族担任，其中 63 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族 [21] 。

　　落实宗教政策是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到 80 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恢复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革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喇嘛僧人重新被当作“统战”对象，优抚有加。各地到处兴修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各级ZF的财政拨款。有关材料统计，从 1980 年到 1992 年，西藏自治区ZF和下属七个地区专署，共拨款 2.6 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中央ZF拨款 5300 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中央ZF拨款 6406 万元，黄金 614 公斤 [22] 。

　　对宗教还存在一些限制只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几乎不受任何干涉。即使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相当长时间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上放任自流。 1984 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决定西藏“在 80 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 [23] 。到 1992 年，修复开放的寺庙已经是 1480 座， 1994 年 8 月的统计则达到 1787 座。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1994 年 8 月的统计为 46400 人（其中和尚 42500 人，尼姑 3900 人），达到西藏总人口 2 ％。藏北索县西昌乡 1900 多人就有 180 多个和尚和尼姑 [24] ，比例接近 10 ％。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ZF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都已经达到相当开明的程度，堪称藏人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 　　

　　

清风不识字

四、走下神坛 　　

　　但是在最好状态的情况下，西藏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离心倾向和社会不稳定。 1987 年 9 月 27 日，拉萨发生自 1959 年以来的第一次街头抗议示威，到 1989 年 3 月 7 日为止， 17 个月内拉萨共发生 18 次示威骚乱，对抗烈度不断提高，一直升级到打砸抢、开枪和流血，最终导致 1989 年 3 月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整个戒严期长达 419 天。在这个时期，西藏也越来越国际化。西方社会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指责越来越广泛，似乎中国在西藏政策上不是进步反而是退步。国际关系中，西藏也成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而达赖喇嘛则被推上国际舞台的中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拨乱反正对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对藏人的神界意识而言，却破坏了原来毛泽东体系在藏人心目中神的地位。按照藏人的神界意识，神必须是明确的和完整的。那些“辩证”的说法——此时的***和彼时的***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往往是难以对藏人讲通的。他们相信神不应该有错误。他们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酷，无端地对人施加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而那时，对其往日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算帐了，也就必然会向其要求更多的认错和补偿了。

　　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重新恢复，目的在于希望藏人的信仰有所寄托。然而，宗教是藏人的生命核心，当年因为新神出现而要他们去毁灭旧的宗教，他们可以接受并积极地参与。但是等他们毁了旧的宗教，砸掉了寺庙，有一天他们却被告知，新神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旧的宗教要恢复，寺庙也要重建。可以想象，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的藏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也是促使传统宗教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那些过去反对过传统宗教、砸过庙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出于对惩罚的恐惧，他们一是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这样的人很多。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摆脱上层社会的控制，成为***政权在西藏的基础和同盟。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上层人士重新成为“统战”对象。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又被请进人大、政协，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是，藏人也就会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

　　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已经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西藏封闭的环境使以往当过乡村干部的资历留不下什么优势。除此之外，在藏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西藏普通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五、结语 　　
     回顾历史，毛泽东时代中央ZF在西藏的主权之所以稳定，关键一点就在于打破了民族隔阂，使占人口多数的底层藏人成为ZF的同盟。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在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能够与西藏传统宗教进行置换，使底层藏人敢于与其束缚性甚强的传统进行决裂。
      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路线，恢复了西藏传统宗教，重新实行对上层的“统战”，一方面大大改善了藏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就失去了对藏族的分化，使其重归一体。如果中国仍然像过去那样保持封闭，重归一体可能也没有问题，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使西藏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会简单重复。但问题就在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国际环境如西方态度、苏联解体等都会成为对西藏影响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放弃阶级斗争，又没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替代，让出的空间就只能被西藏传统宗教和现代民族主义占据。当年之所以从“统战”路线转到阶级路线，就是因为宗教和民族两面旗只由民族上层掌握。当藏族重新在宗教和民族之旗下凝聚为一体时，如何才能保证民族团结和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化共识，怎样才能有力地反击藏独分裂势力和达赖势力，就成为十分紧迫的战略问题了。
    从这个角度进行讨论绝不意味着讨论改革的得失。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历史必然性上，改革都是必要的，西藏也不可能在整体改革的大气候中独自不变。毛泽东时代有其特殊条件，别的时代不可模仿。但是总结历史教训，应该得到这样一种启示，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仅仅是就事论事地制订政策，想当然地搬用内地经验，在意识形态的框框里画地为牢，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是不奇怪的。对西藏的研究必须提升到广阔的人文领域，必须有自由研究和探讨的空间和条件，还需要把眼光尽可能地展向宏观，因为只有大的背景和方向明确了，具体的策略才可能行之有效。

JEFFM

昨天看凤凰 打砸烧的店铺都有事前做了标记 看来图谋已久 原因复杂 可惜以纯专卖店的几个小姑娘 活活给烧死了 以前逛拉萨好像还进去过

croc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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